2017年12月25日星期一

拆解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三角关系

作者:高文谦

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网络图片

邓小平揣摩出点名让他参加批周会议的用心。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违心之论,话虽不多,份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

在说明邓小平在批周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毛很看重这一点,不但在文革之初,就是在后来批邓时,始终都对邓留有余地,提议“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而邓小平在后来否定文革时,压制党内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的主张,仅从个人原因上来说,固然有充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之虞,恐怕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毕竟太深了,一损俱损,邓不愿背负弃主忘恩的骂名。

至于周、邓两人的关系,虽说从历史渊源上来说,他们很早就相识,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密切,原因在于他们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经历大不一样,在以毛划线的站队中立场完全不同。按照延安整风时的划分,周恩来是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而邓小平则是毛派的头面人物。不仅如此,在建国以后的权力格局中,邓更成为毛泽东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周、邓两人在政治上和而不同、同而不党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同是出身于中共党内的旅欧派,不过当时邓的年龄尚小,还是个玩心未泯的少年;而周则在五四运动中已经崭露头角,一到欧洲便很快成为中共党团组织的领袖人物。两人在年龄、气质和兴趣上有不小的差距,明显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回国后,周长期在上海中央工作,而邓则在下面闯荡磨练。在中央苏区时,两人又碰到一起,不过周是临时中央派之牵制毛泽东的钦差大臣。而邓则跟毛很紧,成为苏区毛派的头子,眼着毛一道挨整。

毛泽东格外看重这一点,对邓小平精心扶植,由此奠定了邓一生的际遇。在延安整风时,周恩来作为“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到整治;而邓则是党内著名的毛派人物,受到重用,一路扶摇直上。尽管邓本人是政工出身,对军事工作不大在行,却被委任为统帅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锋头甚至超过林彪。

建国后,毛泽东顾忌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同时又兼政府总党组书记的权力太大,很快便调“五马进京”,邓小平是其中之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分周的权。八大后,毛更是安排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全局,在政治上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经历和在权力格局中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两人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虽说不是对头,老死不相往来,但也难以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更多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背后,彼此都心照不宣。毛很清楚周、邓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眼下想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在林彪事件以后,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就像当年中共八大以后,指派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挟制周一样。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账,甘心为自己听用,成为对付周的一张王牌,还有待观察。这就是毛之所以点名让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的原因所在。此外,老于权谋的毛还有更深一层用意,那就是有意借此在周、邓两人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

为了不让江青打乱自己的,同时也看到周恩来已经被整服,毛泽东遂又换了一副面孔,出来纠“偏”,给批周的扩大会议降温。其实,工于心计的毛早就为此预留了转圆的余地。就在他对周大兴问罪之师的同时,又故作姿态,让容、唐闻生传话,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这次,毛一方面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指名地批评了江青,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一-作者注)才是迫下及待。”

毛泽东还针对江青准备将会议的内容捅向社会的作法,王海容、唐闻生二人传话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份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份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违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非常注意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而且有意在会前不点明邓是否应作批周的发言,藉以观察他的态度。会议进行中间,他专门向王海容、唐闻生了解邓的表现,一再追问他发言了没有。后来,当毛得知邓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会议末尾出来批圃,作了有份量的发言,正好说出了他想说而又不便说的意思后,大为赞赏,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不仅如此,毛还一时兴起,想马上把邓找来彻夜长谈,只是因为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

经过这番观察和考验,毛泽东决定对邓小平委以更重要的职务,以便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半个月后,他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会上,毛再度点了批周的问题,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回不敢了吧?

不仅如此,在有各大军区司令员和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当众又放出文革发动前夕屡屡说过的话来:“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还话里有话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泽东并在会上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来源: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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