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2日星期六

毛泽东为何发动反右?揭开很多不为人知的真相!

作者:李锐

毛泽东在1957年发动的〝派〞运动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网路图片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元,属工人工资)时,曾受到当年学校教授和学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反映过这种心情:〝我的职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将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论述。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面目全非了,这是当年统战环境促成的,1939年党中央还有过〝大量发展知识分子〞的决定。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刊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和《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都予转载,随后在广州、汕头出了单行本,可见当年此文影响之大。原文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中〝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原文将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得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毛泽东将这类知识分子为右翼和左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的知识分子,划入〝中产阶级右翼〞,认为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他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原文的结束语中这样说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看做敌人的。

原文对〝小资产阶级〞归纳为:〝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又以这些人的家庭状况分为右中左三部分:第一是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平时中立,绝不反对革命,约占小资产人数的一半。第三部分,属于生活下降的,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约占小资产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乃左翼。

我是从日本人竹内实编的《毛泽东全集》中读到这篇原文的(编者将《毛选》每一篇同原文做了删改的对照)。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成见了。

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说法略有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承认:〝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对〝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作了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主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延安时期毛虽然说法有了某种改变,但实际上从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和接着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乃至都有〝原罪〞感。王实味的罪名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种学校、党政机关单位,共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这种〝抢救运动〞;大后方许多省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甚至〝一二?九运动〞也曾被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我在延安时也曾有过被人诬陷为〝特务〞身份,关押一年多,受过刑讯逼供的经历。可是,1950年我从《唐纵日记》中查到(唐是戴笠的二把手,《日记》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当年国民党并无一个特务打入我们党内。直到1962年,毛泽东还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把他〝杀了不好,应让他劳动去〞。直到1982年,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才得到平反;1991年,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才得到彻底昭雪。

大家知道,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教育、改造〞以及整治和打击的对像。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知识分子的这种待遇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约有500万人。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出:〝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又说,〝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相当多数,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洋媚外、媚美,与我们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由于报刊上已有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涉及48位作者,毛泽东撰写的《人民日报》5月20日社论(列出这些文章题目、报刊和作者名字),痛斥这种赞扬,将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问题变为政治批判运动,称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

接着10月23日,在政协会议上他提出: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并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从而清理〝反革命分子〞和消除〝反动遗迹〞。

于是〝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以致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专家都被迫在报纸上发表指责自己的文章。自咎曾〝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过〞。例如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茅以升,都未能摆脱此劫。同批判《武训传》类似的,借山东大学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发表,又发动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等人〝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也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

在内战期间,胡风一直被认为是〝党外进步作家〞,但他有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1955年5月至6月,《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了胡风同朋友之间的往来信件,标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除胡风夫妇入狱外,在全国清查〝胡风分子〞,逮捕上百人,涉及两千多人。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中说:〝在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随后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许多在以前运动中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都成为〝肃反〞对像。当年我曾对〝反胡风〞持过怀疑态度,跟同事们谈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挨批斗被开除党籍,这是〝罪证〞中的一条。

对知识分子来说,1956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有人说已迎来〝早春天气〞。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认为,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又号召〝向进军〞。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表示他愿意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中吸取教训,有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实行比以前宽松一点的政策,给他们较多的发言权和较大的活动空间。

可是这一年在(6月)和匈牙利(10月)所发生的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动乱中起了很坏的作用(1964年6月27日他在一个批示中还说到裴多菲俱乐部,可见印象之深)。从这时开始,他就着意考虑怎样避免中国发生同类事件的办法了。于是,〝早春天气〞悄然消失,一场后来被称为〝引蛇出洞〞的大悲剧〝反右派〞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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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振华彻底出局?蔡振华落选奥运备战小组

21日陆媒称中国足协成立了2020年奥运会备战领导小组,足协主席蔡振华竟不在列,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他必须调离体育总局。上月发生国乒男队集体“兵变”事件,传涉体总高层权斗,随后蔡振华落选代表,被指或要离开体总。

7月21日陆媒报导,近日,中国足协成立了2020年奥运会备战领导小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中国足协党委杜兆才任组长,张剑、李毓毅、林晓华任副组长,包括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陈立人、国管部刘殿秋、女子部副主任温丽蓉、技术部副主任郭炳颜等。

备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郭炳颜担任办公室联络人,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成为办公室成员。但在奥运会备战领导小组中,现任中国足协主席、分管夏季奥运会竞赛项目的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的名字并未出现,引起舆论关注,认为蔡振华或彻底出局。

7月8日,中共官方对外公布了国家机关产生的186名十九大代表名单,蔡振华落选代表资格。有分析称,蔡此次落选代表,意味着他必须调离体育总局,否则,他恐怕就将卸任已经连续担任了两届的中央候补委员。

之前中国国乒〝兵变〞事件引发广泛关注。6月20日,蔡振华的得意门生、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被明升暗降后,国乒男队的三大主力球员马龙、樊振东、许昕以退赛为其〝鸣不平〞,而在舆论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法广曾分析认为,这次马龙等人的退赛事件背后,暗藏着的现任体总局局长苟仲文与副局长蔡振华争夺体育总局唯一的一个委员名额而发生的夺权斗争,身为蔡振华〝左膀右臂〞的国乒女队主教练孔令辉(因涉赌以被停职调查)和国乒队总教练刘国梁,成为打击对象。

不过,香港东方日报评论称,虽然苟仲文不是中央候补委员,但身为体总局长,晋升十九届中央委员毫无疑义。因此,苟、蔡之争只是内部权斗,并不涉及中央委员资格。

也有分析称,刘国梁被免总教练,和羽毛球、跳水等国家队所做调整并无不同,或是苟仲文受命改革,触动了体育界各个利益集团,刘国梁事件只是改革引起的一次反弹。

因此,蔡振华此次落选十九大代表,是权斗失利还是抵制改革被贬,尚难有定论。

阿波罗网林亿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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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实出事?重庆官场大换血 陈敏尔与孙政才切割

中共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7月15日被免除相关职务后,从各种渠道的信息来看孙确已出事。日媒称重庆市官场已经迅速展开行动,清除孙政才在重庆遗留的政治痕迹。重庆官方称,该市第174次常务会议上通过了46名官员的人事任命,另有15人被免职。此外,陈敏尔出掌重庆后的11场会议中,多次提到肃清「薄、王」思想遗毒。所有这些与孙政才切割意味明显。港媒表示,孙政才这次被调查,可能与孙的有关,而孙妻是民生银行太太成员。前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2015年被“双规”。

日本经济新闻网7月21日,在题为《重庆抹去被罢免的党的领导人的力》的报导中披露,目前,重庆市的官员们正在迅速清除孙政才过去提出的那些城市发展的口号。

孙政才主政重庆时,曾经于2013年提出来〝五个功能区发展战略〞的城市发展规划。此后,这个口号被贴在重庆市的大街小巷,重庆当局甚至还开设了一个有关〝五个功能区发展战略〞的展厅。

在孙政才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等职务后,迅速展开了清除其政治痕迹的行动。如今,不仅街头巷尾的那些张贴的口号被清除掉,就连那个有关〝五个功能区发展战略〞的重庆市城市展览厅也被关闭。

重庆官场大换血

据中共重庆市政府网站最新显示,在该市第174次常务会议上通过了46名官员的人事任命,另有15人被免职。

陈尔敏执掌重庆未满10日,当地官场即出现大变动。外界认为这或许与孙政才被免职有关。

7月1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后,由中共贵州陈敏尔接任。

孙政才被免职后,官方至今未公布其去向。而陈敏尔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后,重庆市5天开了11次会议,多次表态要“肃清薄王遗毒”。

港媒报导,外界猜测,“肃清薄王遗毒”不力,可能是孙政才“出事”的原因之一。有分析认为,重庆官场一周内密集开会“肃清薄王遗毒”,与孙政才紧急切割意味强烈。

孙政才牵扯金融大案?妻子胡颖太厉害

港媒《明报》在7月16日报道称,有消息透露由于孙政才“涉嫌严重违纪”,13日去了北京后就被就“留下了”,一直被关在京西宾馆。消息称,孙政才这次被调查,“可能与孙的妻子有关”。

苹果日报15日报道称,据悉,孙政才在接受组织调查,可能与孙的妻子有关,孙妻和令计划妻子谷丽萍,都是民生银行太太俱乐部成员。

53岁的孙政才,一度被外界视为「储君」,外媒曾估计他有可能是中国第六代的接班人,与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一起接班。

2015年2日,大陆《财新网》报导了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被“双规”的消息,毛于1月30日被免职。

毛晓峰

报导援引消息称,毛晓峰是因令计划一案被查。此前被媒体曝光的与民生银行相关的丑闻,包括该行设有“夫人俱乐部”,令计划妻子谷丽萍等多位高官夫人只领工资不上班。

4月16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号侠岛客刊文称官太太俱乐部,银监会盯上你们了。这被认为是中共正式宣示官太太俱乐部的成员以及她们背后的高官们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7月19日的《重庆日报》,用两个版面报导了重庆市近日内的9场市级重要会议。

重庆5天连开11场重要会议陈敏尔至少6次提及“回头看”

据新京报的公众微信号“政事儿”梳理发现,自15日重庆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陈敏尔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重庆已经召开了11场市级重要会议。

17、18日两天,重庆召开了10次会议。

陈敏尔强调,重庆市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各级官员在政治态度上要〝立场坚定〞等。此外,在11场会议中,多次提到肃清「薄、王」思想遗毒,至少有6次提到组〝回头看〞的反馈意见等问题

今年2月11日,中央巡视组向重庆市反馈巡视〝回头看〞情况时,明确指出一些官员〝带病提拔〞,清除〝薄、王〞思想遗毒不彻底等严重问题,显示孙政才在重庆没有对薄熙来余党进行彻底清洗,也没能彻底肃清薄熙来搞的〝红色〞余毒,令习当局不满。

阿波罗网林亿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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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万次播放!老人家满车青菜 被十几名城管一抢而光

作者:秦瑞

近日,一段视频在大陆网络疯传,短短时间达到1237万次播放.视频中,十几名身强力壮的城管队员欺负一名瘦弱的老妇人,光天化日之下强抢车上的青菜。任凭老人百般阻拦,也无济于事。该视频被大陆网友纷纷转发,网络一片谴责之声。2002年左右,在江泽民统治时期,中共把“城管执法”从试点城市推广至整个大陆。江泽民以“闷声发大财”为信条、“贪腐治国”、“任人唯财”。各级中共官员为了讨好上层,必然不断压榨底层百姓。城管就是其中一个得力的工具。巧立名目的罚款,多如牛毛的条款。不断的挤压百姓的生存空间。

自此,城管强抢、罚款、暴力执法的事件屡屡见诸网络,深为老百姓痛恨。这就是城管现象存在的实质。城管暴力执法的背后,就是由此获利的各级中共政府、各个中共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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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阿波罗网秦瑞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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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对峙剑拔弩张 不丹终表态 中媒抛出开战言论

中印边境发生对峙,双方官兵甚至爆发肢体上的冲突。(视频截图)

印度外长斯瓦拉吉星期四在议会上院表示,如果中印双方都从目前存在高度争议的边界地带撤军,印度将愿意与中国进行谈判。而中共则坚称,印度必须首先从前不久越界进驻的地带撤军,它才会与印度对话,否则中方将做好与印度开战。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表示,中共传统共外交政策“远交近攻”,反应一塌糊涂。不丹宣称,中共洞郎地区修路,违反了两国间2012年达成的一项书面协议。

据美联社7月20日发自印度的报道,印度政府星期四表示,如果中印双方都同意从目前存在高度争议的边界地带撤离军队,印度将愿意与中国进行有关谈判。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星期四的一个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即:“印度非法越界的边防人员撤回到边界线的印度一侧,是中印双方开展任何有意义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他说,印度边防人员非法越界进入了中国境内。

美联社的报道说,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Ajit Doval)于7月27-28日在北京参加金砖国家的一个安全论坛期间,预计将与中方讨论目前两国之间的边界对峙。

自由亚洲报道,不丹称,中共在两国边界有争议地带建设,是直接违反了两国间2012年达成的一项书面协议。而曾在1962年与中国在喜马拉雅边界地区打过一场边界战的印度则支持不丹的这一立场。

而印度外长斯瓦拉吉还强调,2012年的书面协议规定,任何有关印度、中共和不丹三方边界交界一带的问题,都应该由有有关三国一起决定。

她补充说,中共近来一直在三国交界处修建道路和从事其它各种活动,这次他们干脆推出了推土机和挖掘机。他们的意图是建设一条直达三国边界交界处的道路,他们试图单方面这个三国边界交界地带的现状。

大陆官媒环球时报周五(21日)发表社评,表示印度需要抛弃在洞朗地区长期对峙的幻想,中共是不会同意“双撤军”的,并强调印度必须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否则中方将做好准备与印度开战。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Julie Bishop)本周到访新德里时敦促印度和中国和平解决争端。毕晓普说:“我们不希望看到可能带来误解和误判的局势升级。”

国务院也表示:“我们相信双方可以合作提出更好的和平方案。”

7月20日,《印度时报》援引印度政府某高层官员的话透露,印度政府将展开一项新的浩大工程,完善印度边境地区所有哨所的自来水设施,为边境士兵提供良好的饮用水环境,中印边境的所有哨所,当然也包括在这个项目的配置名单中。

海外舆论称,印度的这番举措无非是想要展示,印度当局在中印边界之争中进行“持久战”的决心。

《印度快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导,中共外交部上周举行过一次闭门吹风会,向多国驻华外交官通报目前洞朗地区局势以及中方的主张。部分二十国国家的外交官是被单独通报的。不过,印度驻华以及不丹在新德里的官员只能从他们的外交界朋友那里获知相关消息。一位参与吹风会的外交官转述,中方在会上表示“印军进入中国领土同时也改变了地区现状”。

方天赐

中印双方其实不想打仗

台湾清华大学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赐表示,虽然现在中方表明,若果印方不撤兵,中方随时会出兵攻打,双方关系看似紧张,但其实双方是不想打仗的,因为打杖对两国来说亦没有好处,大家现在只是摆出1个高姿态,意图迫使对方让步而已。

方天赐说:万一打下去,双方的关系就会恶化,对中国来说习近平还有十九大,还有一带一路要处理,所以我觉得他会比较紧慎;对印度来说,现在好不容易印度进行了经济改革,万一现在跟中国发生冲突的话,必会影响外国对其投资的信心。

他表示,其实两国都是想解决问题的,只是现在两国关系紧张,双方找不到1个下台阶而已。

金钟:中共传统共外交政策远交近攻,一塌糊涂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说,时报说“我们(美国)与印度靠近,对中国固然制衡,但不是与中国为敌”。我认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政策几十年来都不成功,用传统的远交近攻(打印度和越南),国际上的反应一塌糊涂。62年的中印之战,大部分的国际社会,七八十个国家都支持印度,打越南的时候全世界几乎是一边倒的同情越南。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了,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尤其要慎重。

1962年中印战争,印度王牌军第七旅

金钟表示,我觉得对中印边界的近况和冲突,我们一定要了解历史背景,就是中印边界问题已经积累了长达100年,边界又长达2000公里。1962年还因为边界问题打了一仗。现在由于1962留下的问题,尤其在印度军方和民间对中国的怀疑和不信任一直没有解决。中国专家承认,印度对中国的怀疑是“根深蒂固”的,用了这四个字,可不简单。边界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们也看不到解决的前景——这涉及到10多万平方公里的争议。这是什么概念?3个台湾那么大呢。所以边界冲突的解读,不要忽略这个深远的、积重难返的历史背景。

阿波罗网林亿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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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近平莫迪达成秘密协定 印度姿态强硬让中共意外

截止7月21日,中印边境军事对峙事件已经持续一个多月,双方互不示弱,厉兵秣马做出备战姿态。但据路透社称,中印领导人在6月的上海合作组织上,已经秘密地就中印边境冲突达成一致,同意使用外交渠道化解危机。造成中印对峙的局势,除了之前的中国洞郎地区修路对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外,学者程晓农程称中国近年在印度洋增加军事实力也是原因之一。

传中印双方达成秘密协定

路透社7月20日引述印度官员的话透露,中共国家主席和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6月份上海合作组织会晤时,曾就中印边境冲突达成一致。确保在中国、印度和不丹三国边境的区域发生的冲突形势不会进一步升级。

报导称,对于这一微妙的外交协定,中印双方对外都未透露或公开过多信息。

此前,印度也曾披露,7月7日,习近平在德国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商讨了如何降温中印边境紧张局势。

据“凤凰军事”7月19日报导说,中国网民总是群情激愤,打日本!打韩国!打朝鲜!打蒙古!打越南!打缅甸!打印度!打!请问地球上哪个国家有实力这么干?

从军事上说,中方目前还没有好。中方目前部署于中印前线的部队为3个步兵旅,2万多人,而印军大约为十几万人。

印度边境出兵姿态强硬让中共意外

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南亚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克雷庞(Michael Krepon)认为,这次印度在边境问题上的反应让中共意外。

克雷庞对美国之音说:“我想这里有误判的风险。我认为,印度对中国在不丹边境的修路项目的反应就是一个例证,因为中国没有预料到印度会做出如此反应。”

印度《第一邮报》分析说,印度在这次对峙中的反应显示了总理莫迪国际强人形象的成功树立。

该报援引印度曼尼帕尔大学(Manipal University)地缘政治学教授纳拉帕特(M.D. Nalapat)的话说:“如果中国完成了道路修建,对印度将会是严重的安全威胁。过去印度对中国退让……但莫迪这次在边境问题上立场坚定。”

中国进军印度洋,引起印度不快?

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认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界纠纷导致了1962年的战争,这次的纠纷不一定引发战争,因为中共十九大在即,陆军又处于裁军的关键时刻,打仗不利其大局。

程晓农认为,印度对中国的防范以前主要在北部边界,在印度洋上印度没有真正的对手,所以对南部海疆一向掉以轻心。但现在中国海军开始进入印度洋,第一步是在吉布提建立了海军后勤基地,让海军舰船可以扩大在印度洋的活动范围;第二步是潜艇部队进入印度洋,让印度感受到海军和港口面临威胁。

所以,印度希望借助与美国、日本的联合军演,增强信心;同时,印度开始准备用无人机对印度洋实施常规监控,这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海上防卫措施。目前中国的主要姿态是展示军力,但未必准备大规模开打。

之前媒体普遍分析中印冲突的原因,中国修路的洞郎地区紧邻印度的“鸡脖子”,对印度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美国之音报道,中印媒体和专家在针对此次冲突的分析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出洞朗地区对于印度自身战略安全的重要性。从地图上不难看出,该地区距离连接印度次大陆和印度东北地区的“鸡脖子”——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i corridor)——非常近。

《印度防务评论》(Indian Defence Review)曾发表时评家穆赫吉(Amitava Mukherjee)的称:中国军队一旦推进到洞朗地区,“就能够西里古里走廊,将印度东北部与印度本部切断,并对加尔各答和比哈尔平原构成严重威胁。”

阿波罗网林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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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近千元购入灰尘袋 两年后180万卖出

作者:黄惠玲

芝城妇女拥有的月球灰尘布袋,20日以180万元成交。

芝加哥一名著迷收集阿波罗太空号物件的妇女,2015年从联邦政府拍卖,以995元购入一个装有月球灰尘的布袋(moon dust bag),两年多后,20日于纽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中,以180万元的高价落槌成交。

这个12吋X8.5吋大小的月球灰尘袋,拥有者为芝加哥妇女卡尔森(Nancy Lee Carlson),她接受芝加哥论坛报访问时说,她一直热中收集各种有关阿波罗号登月的各种讯息、,在2015年,她从联邦政府拍卖网站上,看到这个灰尘袋公开标售,在前三次都无人问津后,她以995元购入。

卡尔森说,当时她收到得标的灰尘袋后,就把它收在房间的柜子里,但当时只知道这个袋子曾被太空船使用,但不知道究竟是哪一艘太空船,所以她把这个袋子送到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SA)鉴定。

没想到NASA官员从布袋上的独特编号确认是当年阿波罗11号任务的物件之一,这个袋子是专有月球灰尘,极具纪念意义的布袋。而所以遗失,是因为过去 NASA在清除德州约翰逊太空中心时,意外弄丢了这个布袋,后来这个布袋出现在堪萨斯州一家私人航天中心馆长艾里( Max Ary)的博物馆内,艾里承认馆内一些陈列展览与贩售的太空物品,是偷窃得来。

政府随即将这些物品没收,但在整理过程中,失误将真正装有月球灰尘的布袋与另一个没有灰尘的布袋搞错,而把珍贵的灰尘袋放上政府网站拍卖。卡尔森也就是在此时购入了布袋。NASA得知这个布袋的下落后,认为这个袋子是属于“美国人民”,要将其保留,卡尔森便向法院提告,最后法院裁决卡尔森拥有布袋的持有权。

卡尔森赢得官司后,每天她的电邮信箱都涌入无数询问或想要买这个袋子的邮件,也有人亲自到她家询问相关讯息,这个布袋7月20日于纽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由不知名的买主以180万美元成交。

卡尔森之前曾说过,拍卖所得部分,她计划成立奖学金。

来源:世界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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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站出来了 中共首位副部长控告郭文贵

目前居住纽约的中国富豪一再鼓励被他爆料的对象到纽约控告他,7月20日,在他排列长长的原告队伍中多了一名迄今为止级别最高的中共——中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

黄艳在控告书中并没有透露她的官位,只说她是市民。但根据她控告郭文贵罪提供的根据——郭文贵5月11日爆料内容,可以确认她就是那位副部长的黄艳。

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华裔律师董克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很快将记者会宣布此案。在6月9日9家中国建筑装潢控告郭文贵的记者会上,他就透露了黄艳委托他控告郭文贵。

控告三项罪名

根据纽约州最高电子法院的信息,董克文律师于7月20日向法院递交了控告书,共指控郭文贵三项罪名,两项诽谤,一项故意伤害造成情感困扰。

黄艳告郭文贵控告书有两份附件,分别是郭文贵5月11日报平安视频的中文实录和英文翻译。控告书指郭文贵诽谤的内容包括黄艳跟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的不正当关系、跟大地产商关系密切,随便送房;黄艳的财富不低于几千亿等。

1美元赔偿、100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

董克文律师说,他的委托人黄艳否认了郭文贵的所有指称。董克文律师说,控告书要求郭文贵控告书要求郭文贵停止诽谤、删除5月11日视频、向黄艳公开道歉,并要求法院下令郭文贵作出10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给他一个教训,告诉他你是要负责的”。

但董克文律师又说,原告只要求郭文贵作象征性地赔偿1美元,“因为我认为这种案子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应该到美国来。郭文贵说了假话,如果他道歉一下也就算了。”

不到两个月接下三起告郭案

这是董克文律师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接下的第三件控告郭文贵的诉讼案。

从4月19日美国之音采访郭文贵开始,针对郭文贵的诉讼案源源不断,截止7月20日,总共有八起在纽约州最高法院控告郭文贵的民事诉讼案,其中三起为经济纠纷,五起为诽谤案。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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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忧孤立主义21世纪仍是美利坚“天下”?

作者:林枫

川普就任美国总统时表示,美国的外交要以“美国优先”。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飞速崛起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不断冲击着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种趋势在2017年唐纳德·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似乎有进一步强化的势头。

美中角色互换?

川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作为他的口号,2017年正式就职后又以此作为他外交的主题。他先后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巴黎协定,被纽约时报惊呼为“美国大步退出世界舞台”。实际上,从川普一举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就不难看出,孤立主义正在回潮,而且在民间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论坛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2017年1月17日)

相比之下,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先是在2017年1月高调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演讲,显示有意在川普时代从美国手中接过经济全球化的大旗,随后在川普6月份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表示将会继续遵守《巴黎协定》,履行义务,使得美中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重大全球议题上的角色实现互换。

在其它方面,中国设立并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也在挑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中国取代美国的似乎已指日可待。以目前美中两国的经济增长率估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十年内超过美国,而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天下”与“中央之国”

但美国学者、悉尼大学教授萨尔瓦托·巴博尼斯(Salvatore Babones)并不这么认为。巴博尼斯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美国的天下——中国、美国权力和历史的终结》中表示,当今世界仍然是美国的天下(American Tianxia)。作者认为,虽然美国的地位有所衰落,很多人也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多极化时代,虽然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遭到挑战,虽然很多国家已经不再尊重美国的领导地位,但世界依然以美国为中心,依然按照美国的观和美国建立的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中运转。

美国社会学者、悉尼大学教授巴博尼斯在美国之音演播室接受记者林枫的专访。 

?巴博尼斯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西方语系中并没有一个词能够很好地形容“天下”的概念,无论是强权(power),还是霸权(hegemon)。“美国天下”是借用了中国儒家文化“天下”的概念。

他说:“汉语中‘天下’这个词非常适用于今天的世界。天下顾名思义就是普天之下的意思,指的是一个儒家的世界秩序,指的是在鸦片战争前、百年屈辱之前、西方崛起之前的中国在世界,或者说是在东亚‘中央之国’的中心地位。”

巴博尼斯以中国的明朝为例,认为明朝时中国不仅是东亚地区的领导者和霸主,也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中国的邻国比如日本、韩国、越南使用汉字和历法,精英阶层普遍学习中国的经典思想、派学者到中国学习。中国对外使用武力往往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恢复体系的秩序,这与其它帝国明显不同。

巴博尼斯认为,今天的世界是美国的天下,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中央之国”。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的天下,美国是世界的中心,美国总统被称为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们都关注美国的大选,关注美国的媒体报道,希望能就读美国的大学,也敬重美国的企业。”

依旧是的天下

他表示,今天的“美国天下”与15世纪时的“明朝天下”最大共同之处在于二者维持这个体系并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它们在各自体系中的“中心地位”(centrality)。他以今天的美国天下为例说,人们很难找到国际体系中哪个领域的规则不是美国制定的,无论是经济、商业、学术、还是媒体。全球几乎所有关键行业协会的总部都设在美国。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希望能够融入到这个体系中,即使他/她所在的国家或排斥或抵制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当然,抵制美国天下必然意味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巴博尼斯说,今天,中国人要求融入到“美国天下”的例子已经比比皆是。“我常常到中国各大学校园做讲座,每场讲座结束后都会有学生过来问我如何能够被美国的研究生院录取,甚至问我如果移民美国的话,哪个城市会比较不错。即使是那些不来美国的人他们的穿着、他们的思维方式也趋于美国化。而且不仅是普通民众,即使是官方的政府机构也如此。比如中国的电影评审部门批准以好莱坞50年代经典影片《十二怒汉》(12 Angry Men)为原型,拍摄了一部中国法律题材的电影《十二公民》。《十二怒汉》是一部反映美国司法如何运作的电影。中国的司法是没有陪审团制度的,也没有公平的法院体系,但官方仍然借中国的电影行业教育中国人公平竞争、非歧视、陪审团审判的价值。”

巴博尼斯还以加州的月子中心为例。他说,虽然一直试图保持低调,但加州的生育旅游业(birth tourism)近年来还是在蓬勃发展。据估算,每年有1-10万中国女性赴美产子。在美国诞下的宝宝可以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也就是说,到了本世纪中叶,可能有200-300万的华人精英在中国长大,但实际上他们却是美国公民。

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县的一个月子中心 

川普今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后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签署行政命令,让美国退出TPP协定。在那之后,更多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也都岌岌可危,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美韩自贸协定等。当川普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时,他的本意其实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制定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这对一个普通国家来说本无可厚非,但当美国总统表达这样的意思,说美国想当一个“普通国家”的时候,这一言论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因为美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是全球秩序、经济制度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象征。

但巴博尼斯认为,人们大可不必过分担心川普的反贸易、反全球化的言论和政策,因为无论是谁当总统,天下仍然是美国的天下。他说:“目前在美国和欧洲都存在一定的反贸易情绪。事实上,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三位主要候选人——川普、希拉里和桑德斯都承诺要退出TPP。因此退出TPP并不仅限于川普一人。但就算是美国退出了TPP,全球的贸易水平并没有下降,投资水平也没有减少。更为重要的是跨国界的人员流动也没有减少。人们照旧去光顾美国的主题公园,照样使用美国的互联网、照旧和美国人的行为举止看齐,照样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看齐,尽管他们可能不喜欢川普,不喜欢美国这个国家,但他们依然要融入到美国的天下。”

也有人担心,在川普任内,美国开始重新奉行孤立主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留下一个真空,给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带来一个难得战略机遇。

巴博尼斯反驳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真空”并不真正存在。美国并没有离开,国际社会依然按照美国设立的体制运转。“即使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美国的科学家依然在全球气候变暖领域的研究中处于领先位置。难道美国的报纸杂志就不再报道全球变暖了吗?难道美国所有的州和城市就不再分别采取行动了吗?当然不是,”他说,“即使美国政府不再领导,美国依然走在前列。这就是美国天下的核心所在。”

川普总统在白宫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2017年6月1日)

“中国梦”挑战“美国天下”?

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提出了“中国梦”,指出“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要求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一些观察人士把习近平的“中国梦”解读为是中国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所采取的一项具体行动。

2013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这份后来被称为“七不讲”的文件要求官员同“危险的”西方价值观作斗争,要确保新闻媒体的领导权。所谓“七不讲”是指: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要讲;中共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和司法独立不要讲。

2015年,时任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一次与中国几所知名高校领导开会时提出禁止使用“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袁贵仁当时说:“决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

2016年2月,习近平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视察了三家中国官媒,要求中国的外宣工作把握国际话语权,塑造中国大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阐释中国梦想。

巴博尼斯认为,习近平的这些努力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中国并不会因此脱离“美国的天下”,也并不真的打算这么做,或者另起炉灶。

他说:“所有这些都是说辞。我们很容易忘掉的是,即使在中国这个一党专制国家里,这里也有政治。习近平是国家领导人,也是一位政治家。作为一位政治家,提出这些口号有助于让他获得支持,让民众团结在他周围,这些说辞与美国政治人物提出的什么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让美国强大等等如出一辙。但实际上,我并不认为中国政府是反美的。中国政府会在某些议题上反对美国,但在更多的议题上,中国是在与美国合作的。中国要让自己的银联卡在美国的全球金融体系中被广泛接受,而不是自绝于这个体系之外。即使是现在,中国也在提倡美国的消费主义,只不过在中国人们不这么叫。”

个人自由主义终结历史

巴博尼斯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资金、美国权力和历史的终结”。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早在1980年代末冷战结束前就提出了他著名的“历史终结”的理论。他当时曾断言,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全世界最终的政府形式。

巴博尼斯同样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观点。但与福山不同的是,他认为世界秩序将超越传统上国家的界限,人类将以个体为单位,为追求个人的幸福为目标。

他说:“我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并不是福山所理解的以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最终的政府形式,而是我们作为个体去实现我们个人的目标,超越民族、国家目标之上。我们的时代,没有人再想为皇帝卖命,我们希望我们个人的辉煌,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能够辉煌。”

巴博尼斯由此认为,由于世界仍然处在一个美国的天下之中,21世纪或许不属于哪个国家,而是属于个体、属于人。

中国学生在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排队申请签证。

他说。“人们常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我本人当然是十分敬重中国,我也常常去中国旅行。我会说,21世纪是中国人(华人)的世纪,但它是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台湾生活的华人的世纪。这是一个中国人(华人)取得伟大成就的世纪。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将不会在中国取得这些成就,而是在世界其它地方。他们之所以能够比在中国的中国人取得更大成就是因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命运,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因此,21世纪将很可能是中国人的世纪,却不会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纪。”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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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价或重现2014年 未来6个月见分晓

美国知名财经博客ZeroHedge一篇分析称,中国在2016年初出现“冷却”现象之后再次开启了“发债模式”以刺激经济。在2015年对的调控遭遇挫折之后,中国将目光再次放在了房地产领域。

楼市的火热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不小的支持,数据显示2016年内新产生的银行中有40.5%来自按揭贷款。在2016年内的大多数时间以及2017年年初,中国国内房价水平同比涨幅超过10%。

中国房价之高可以用更形象的数据来说明,在2016年底时买房人需要花费相当于自己年收入的160倍以上的资金才能买到自己的安身之地。根据以及非官方组织(比如中国褐皮书,该组织是一个独立且实地收集中国经济相关数据的组织)所公布的数据,由于房地产市场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原材料,中国经济逐渐趋于平稳,而进入2017年后的表现甚至有所改善。

《中国褐皮书》在最近出版的中指出:“《中国褐皮书》今年第二季度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再次出现改善迹象,无论是环比或是同比都是如此。相较于今年第一季度,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反弹势头非常显著。”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要在刺激经济和抑制金融泡沫的产生之间寻找平衡点。正因为如此,在2017年初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加强监管举措。

泡沫会破裂吗?

市场调查机构TS Lombard的研究结果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或重复2014年时光。TS Lombard在其最新的《中国观察》报告中指出:“我们预计在未来六个月内,一些加紧调控的措施将使得房价出现调整。”

业内对于中国房市泡沫会再次破裂的主要担忧因素之一正是不断收紧的房市监管政策。在中国房地产价格指数覆盖的55座城市里,有25座城市已经出台了限购措施。比如在北京,一些住宅的持有者已经无法再向个人买家出售房屋。由于当局已经将这些房屋标记为商用住宅,房屋的持有者只能向企业出售。

另外一些管控措施包括提高首付比例、对房价进行控制、延长房屋再次被出售的时间间隔等等。TS Lombard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一二线城市出台的一系列严格的监管措施使得在这些城市投机房产已经几乎不可能。”

信贷收紧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将其基准按揭贷款利率维持在4.9%不变,但多家银行已经上调了执行利率,最高者甚至达到了6%。甚至部分银行已经停止发放住房贷款,原因是他们已经用完了监管机构所给予的信贷配额。

中国人民银行希望将新贷款中按揭贷款的比例降至30%,此举将对针对新的购房贷款需求群体产生一定影响。

TS Lombard在其报告中还指出:“十年前在中国买房,大多数买房者的首付比例高达50%到70%;就在过去两年间,有超过80%的贷款买房人首付比例只有30%甚至更少。随着按揭贷款资金来源的减少,我们相信买房者将不可能通过储蓄的方式来为自己积累买房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大城市购房市场的发展放缓,较小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活力不断增强,后者所在地的政府尚未出台如同大城市一般的限制房市发展措施。《中国褐皮书》在报告中说到:“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整体营收和盈利水平都有所下跌,房地产发展趋缓的情况在北京和上海地区尤为明显。”

不过TS Lombard预计称,未来较小城市将会跟进大城市的行动,出台更多房屋限购措施,最终将会导致房地产交易量的下降。

TS Lombard在报告中说到:“2017年下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销售规模的增长将有所放缓,届时每月新房交易量或将同比下降10%,而在2017年5月时这一数字为同比上涨8.3%。”

来源:地产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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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1日星期五

圣旨被篡改:邓小平在三峡工程决策中上当受骗的事实

作者:王维洛

陆佑楣指出:“当年就说过,上三峡工程,可能有政治问题;不上,政治可能更大。”往好了说,邓小平是穿新衣的皇帝,在三峡工程决策中是上了骗子的当:“穿新衣,可能有政治问题;不穿新衣,政治问题可能更大。”于是就穿了新衣。

一、《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回避了邓小平在三峡工程决策中所起的作用

为了配合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中国中央电视台一套于8月8日起在黄金时段首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剧涉及了1976年到1984年“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出山”、“全国范围恢复高考”、“邓小平首次访美”、“青年返乡”、“农村包产到户”等历史事件,以展示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带领党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重重阻力,开创中国特色主义伟大事业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有学者指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的许多描述与事实相去甚远。李锐对邓小平有如下评价:“邓小平在政治上背了两个包袱,一个是八九年『六四』,一个是三峡工程。”从到目前播放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到第30集来看,聪明的编剧和导演回避了邓小平在三峡工程中所起的作用。

二、陆佑楣指邓小平的一句话对三峡工程决策起了决定作用

自从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以来,三峡工程的负面影响和危害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在人们眼前,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三峡工程决策的错误。2014年2月,中央巡视组通报三峡集团存在招投标暗箱操作等严重问题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公开质疑三峡工程。如果现在对三峡工程进行全民投票,赞成建三峡工程的可能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

这时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出面为三峡工程辩护。他不是从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科学性和从三峡工程决策的民主性出发,而是搬出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一句话,并加以引申,指邓小平的这句话对三峡工程决策起了决定作用。陆佑楣说:“邓小平当年就说过,上三峡工程,可能有政治问题;不上,政治问题可能更大。”由邓小平的这句话陆佑楣前后加以引申出而得出“三峡工程是非干不可的一个工程,它的必要性是防洪,可行性是发电和航运,这个道理已经讲了千百遍了。邓小平当年就说过,上三峡工程,可能有政治问题;不上,政治问题可能更大。要是来场大洪水,没有三峡工程,不是天大的政治问题吗?”(参见:财经国家周刊,陆佑楣院士:别让三峡工程背黑锅,2014-4-15,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4/292118.shtm)

三、什么是“政治”?

中国民众最怕谈政治,一句口头禅是:“我不和你谈政治。”但是许多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定义是:政治是大家的事,必须共同参与,共同的公共事务。

上不上三峡工程是大家的事,所以就是政治。上三峡工程是大家的事,不上三峡工程也是大家的事。邓小平的的这句话是一句中性的话,既不能成为上三峡工程的依据,也不能成为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依据。

作为工程院院士的陆佑楣拿邓小平的这句话为三峡工程决策辩护,实在是缺少思考,而且十分说明这个院士的学术水平。作为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审查办公室主任的陆佑楣应该引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结论来说明三峡工程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工程技术的可行性,拿三峡工程运行实践的数据来说明建设三峡工程的必要性,拿三峡工程的公开辩论、全国人大代表听取支持派和反对派的意见、听取被涉及移民的意见的事实等等来证明三峡工程决策的民主性。可惜陆佑楣拿不出来这些来,就拿邓小平、拿政治压人。

四、三峡工程决策程序上的问题

陆佑楣把邓小平这句话理解成邓小平非要上三峡工程不可。那么三峡工程决策就有大问题了。请看分析。

从决策程序上来说,邓小平讲这句话的时间是在1986年。赵紫阳去三峡回来向邓小平汇报,赵紫阳担心将来人大审议三峡工程议案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对此邓小平说了这句话。此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尚未决定进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没有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任何结论,邓小平武断地决定上三峡工程,这是不尊重科学。所以三峡工程决策不可能是科学决策,决策在前,论证在后,整个决策程序颠倒。

从决策类型上来看,表面上三峡工程的决策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集体决策。如果邓小平讲这句话决定了三峡工程的上马,三峡工程的决策者是邓小平一个人,是独裁决策。邓小平1986年决定了三峡工程上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2年的审议和举手表决,从1986年到1992年之间的一切关于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的编制、国务院对可行性论证报告的审查,国务院决定建设三峡工程的决定,国家环保部关于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报告的审查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建设三峡工程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三峡工程都是在演戏,花了纳税人的很多钱,花了许多专家的宝贵时间。

五、往好了说,邓小平在三峡工程上是上当受骗

笔者在《三峡工程36计》一书的瞒天过海一篇中,用瞒天过海来描述邓小平在三峡工程上是上当受骗,这是往好了说的。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了解远不如毛泽东。毛泽东与林一山有关于三峡工程的多次交谈,毛泽东也亲耳听过三峡工程反对派李锐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并用他为自己的工业秘书。林一山和李锐在关于三峡工程的知识构成水平可以说是一个等级的,毛泽东在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也形成自己的意见,从1958年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多次拒绝了兴建三峡工程的提议,拒绝理由有泥沙问题难以解决和工程使用期过短外,再者就是战争条件下难以保证大坝安全。而邓小平则是片面依赖魏廷铮和李鹏提供的信息而形成了其对三峡工程的意见。邓小平也听过如万县地委书记的反对意见,但万县地委书记关于三峡工程的知识构成和赖魏廷铮与李鹏不是一个等级的。如果说邓小平是皇帝,那么魏廷铮和李鹏等就是向皇帝推销新衣的织衣匠。胡少江在《功罪评说邓小平》一文中指出,邓小平究竟有多少了解真实情况的能力,李鹏、陈希同等党内保守派人物对他进行了误导,使他在六四问题上做出错误的决策。三峡工程决策中也是如此。

记得小学时做趣味数学,有这么一道题:有两个地方,A处居民都是诚实的人,B处的居民都是骗子。然后是来一个问路的、、、、、、。要求解题人逻辑思考。中国的问题比较复杂,中国的专家既不是完全诚实的,也不完全是骗子,特别是在三峡工程上,政治家们依赖的是象张光斗那样“只能做到少讲几句假话”的知识分子。邓小平在三峡工程上听取的就是这样一批人提供的信息。如果这些中国专家都是诚实的,事情很好办。如果这些中国专家都是骗子,事情也很好办。但是这些中国专家告诉你,他们只能做到少讲几句假话。那么他们说的话,人们是否能信?什么话可以信,什么话又不可以信?

比如目前在中国媒体上看到比较多的报道是“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乘“东方红32号”轮从重庆出发到武汉路过三峡地区的报道:邓小平一上船就关切地问陪同考察的老水利专家魏廷铮:“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魏廷铮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江水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参见:魏廷铮口述,刘荣刚整理:长江三峡工程决策,www.hprc.org.cn//P020120828542797713823.pdf)

邓小平提的问题本身就不够准确,说明事先并没有好好做“功课”,因为没有人提出过三峡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的这个问题,人们只提出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会影响鱼类的繁殖和生长,特别是象白鳍豚这些稀有鱼类的繁殖和生长的问题。

魏廷铮回答更是错误的。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长江下游河道的水温发生明显的变化,春季水温下降,秋冬季水温升高。在每年三、四、五月份,水温下降幅度在4至8度之间,每年十、十一、十二月份水温升高幅度在2至8度之间。研究证明,鱼类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各自选择了自己最适合的温度。在适温范围之外,鱼类生长发育停滞、受限甚至死亡。特别是繁殖期,鱼类对水温十分敏感,水温高低差0.1或者0.2度,就会影响鱼类繁殖。三峡大坝建成后珍稀鱼类白鳍豚的灭绝就是最好的实例。

接着再分析一下魏廷铮提供的数据是否真实。魏廷铮向邓小平汇报的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150米方案(即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则三峡水库的总库容量约为361亿立方米。现在建成的三峡工程水库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75米,总库容为393亿立方米,在防洪限制水位海拔145米与政策蓄水位海拔175米之间为221.5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现在三峡工程的水库正常蓄水位175方比150米方案高出25米,而总库容只大了32亿立方米。可见魏廷铮向邓小平提供的150米方案有总库容约361亿立方米,是狠狠地骗了邓小平。

六、邓小平说:我赞成低坝方案

邓小平乘船一到武汉就立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中央和国务院的负责人,谈了他视察三峡后的意见。邓小平说:“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发电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1100亿度,合全国上半年的全年发电量”,“担心一个航运问题,现了解,运的东西不多,船闸有5000万吨通过能力,顾虑不大。”“另一个生态变化问题,听来问题也不大。”“整个工程投资95亿元,移民费40亿元。”(参见:1980年邓小平谈三峡:搞起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http://news.china.com/history/all/11025807/20140625/18585286.html/戴晴:灾难性的政治工程,http://blog.boxun.com/sixiang/daiqing/dq02.html)邓小平建议国务院要考虑三峡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表示同意。

1982年11月24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邓小平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不要动摇。”邓小平所说的低坝方案就是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50米的方案。魏廷铮向邓小平汇报的低坝方案,对防洪作用很大,发电效益很大,发电装机容量2000多万千瓦,年发电量1100亿度,船闸有5000万吨通过能力,移民人数少,工程投资少,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邓小平留下了最深印象的应该是三峡工程上马后,万吨轮船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邓小平对魏廷铮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起旱,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所以邓小平直接表态:“我赞成低坝方案”。

可是邓小平哪里知道,魏廷铮向他汇报只是少讲了几句假话,其中淹没范围、移民人数和投资额是按照150米方案汇报的,其他如水库库容360亿立方米,发电效益很大,发电装机容量2000多万千瓦,年发电量1100亿度,都不是150米方案的效益。低坝方案基本没有什么防洪效益,也不可能安装2000多万千瓦发电机组,更不可能每年发电1100亿度。至于万吨轮船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那是指万吨船队(比如四艘三千吨的货船或者十艘一千吨的货船绑在一起)。邓小平1980年视察三峡时坐的“东方红32号”轮是三千多吨的客轮,三峡工程建成后,可以通航的也只是三千多吨的客轮,因为三峡船闸不可能通过更大的客轮,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让邓小平那么兴奋的。

1980年笔者在三峡地区参加国土规划,阅读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的三峡工程规划,有三个方案,蓄水位海拔190米,195米和200米。这200米方案是1958年周恩来提出来的。

当时有另外两个方案,一个是苏联专家提出的海拔265米方案,一个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提出的海拔235米方案。苏联专家的方案是按照毛泽东的三峡工程要能卡住长江洪水的要求提出的,水库蓄水位达海拔265米。苏联专家只考虑如何达到中国政府提出的工程防洪要求,而不考虑水位265米会把重庆市中心也淹没了。林一山提出235米方案,毛泽东提出的防洪要求虽然不能完全做到,淹没了重庆大部分城区但是避免了淹没重庆市中心。235米方案的防洪库容达1150至1260亿立米,而现在建造的175米方案的防洪库容只有221.5亿立米,只是235米方案的五分之一。对比175米方案和235米方案以及265米方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现在建造的三峡工程防洪效益很小,为什么说150米方案基本没有什么防洪效益。

1958年党中央成都会议上周恩来否定了265米方案和235米方案两个方案。周恩来说:“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的高程,应当在200米,不能再高于这个高程。”其实周恩来确定200米这个高程也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海拔200米是当时重庆朝天门码头最后一个台阶的高程。

长江水利委员会按照周恩来确定的高程200米做了规划,然后再做了190米和195米的两个对比方案。通过三个方案比较,得到如下结论:200米方案最佳,195米方案其次,195米方案最差。蓄水位高,水库库容大,调节能力强,则可能的防洪效益大,发电效益高,但是对航运不利,淹没范围大,移民人数多,总的来说工程经济效益最好。

魏廷铮当年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秘书,也是这三个方案比较的参与者。他知道,150米方案是个骗人的方案。190米方案工程效益最差,比190米方案更低40米的150米方案如何能好呢?

七、篡改皇帝的圣旨目的何在?

邓小平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正好说明了邓小平的上当受骗。为了掩盖邓小平在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上当受骗的事实,邓小平当年的圣旨被篡改了,成了“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我赞成低坝方案”这最重要的七个字没有了。

在三峡集团的网页上(http://www.ctgpc.com.cn/sxgc/ldgh1.php),同样是上面那张照片,邓小平讲的话少了“我赞成低坝方案”这七个字。

中国历史上,篡改皇帝圣旨的都是一些奸臣、逆臣,篡改皇帝圣旨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篡改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讲话内容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掩盖邓小平在三峡工程决策中上当受骗的事实。

八、三峡工程论证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推翻邓小平赞成的150米方案

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由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制的三峡工程150米的低坝方案。这时出现了两组反对意见的人,一批人是反对三峡工程,特别反对邓小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三峡工程决策上没有走民主和科学决策的路,代表人物有李锐、周培源、孙越琦、陆钦侃等等,特别是167位政协委员或联名或单独提案,建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峡工程应该“慎重审议”,“不要匆忙上马”。另一批人是只是反对150米的低坝方案,出头的是重庆市委和市政府,以肖秧为代表,背后是李鹏、钱正英、李伯宁等等。他们的伎俩是先瞒天过海,骗得邓小平的同意,然后再争取提高水库的蓄水高度。正如钱正英后来所说,提出150米低坝方案,是“想回避掉一些问题,减少一些矛盾”(参见:嘹望新闻周刊:三峡论战风云录,2009年第49期,http://lw.xinhuanet.com/htm/content_5297.htm)。

1986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文件决定补充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钱正英任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陆佑楣任副组长,共412位专家参与这项工作。

反对三峡工程的人想利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这个平台使中国从此走上民主和科学决策的道路。反对低坝方案的人想利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提高蓄水位,推翻150米的方案,因为低坝方案确实是个骗人的方案。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一共有六个可选方案,150米方案,160米方案,170米方案,180米方案,一次建成方案和分次建成方案。无论哪个方案胜出,都是三峡工程上马。不同的只是正常蓄水位的不同。通过比较,150米方案最差。所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目的和重点,就是推翻邓小平赞成的150米方案。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最后结果是175米方案,也称中坝方案,为全国人大批准建设。

现在比较一下邓小平听完汇报后的150米方案和175米方案在重大技术数据上异同,就可以证明邓小平上当受骗的事实。

邓小平听汇报得到的信息是,150米方案移民人数少,造价低,防洪效益好,年发电量1100亿度,所以邓小平说:我赞成低坝方案。

九、结束语

关于三峡工程邓小平的原话是:“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现在邓小平的话被篡改了,成了:“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在历史上篡改皇帝的圣旨是要掉脑袋的,也要被当作邪恶载入史书的。

喜好讲政治的邓小平上当受骗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依赖的是一批喜欢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曲意迎合帝王的骗子和小人。邓小平是喜欢新衣的皇帝,而魏廷铮和李鹏等人则是向皇帝推销新衣的骗子和小人。皇帝穿新衣,可能有政治问题;不穿,政治问题可能更大。于是就穿了新衣。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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