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7日星期六

人民币快要破7! 传人行准备动用外汇储备干预

中国离岸今(26)一度贬破6.97,在岸人民币也刷新10年来新低,逐步向「7字头」逼近。多位消息人士透露,为防备投机和资本大举外流,中国将利用大量外汇储备阻止人民币「破7」。

《路透》报导,一名中国消息人士透露,如果人民币贬破7, 当局可能入市干预稳定汇率,否则人民币将加速贬值。另有消息人士肯定, 中共当局将「『直接或间接』干预人民币汇率,这是必要行动,央行有许多干预汇率的工具,我们不能让人民币破7,因为这会影响人们的心理情绪」。

也有消息人士认为, 中共当局可能为支持成长放缓的经济,推出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让人民币贬值来支撑经济,「但仍会特别注意人民币破7的心理影响」。

中国离岸人民币今一度贬破6.97,达10年前危机以来新低,兑汇率今年至今已跌超过6%。《路透》指出,人民币跌势反映出中国经济放缓,及下的出口压力。

中共当局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避免经济急剧放缓,中国第3季率为6.5%,是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而随着人民币接近破7,中国的资本外流状况也跟着增加,中国商业9月的净外汇销售额增至176亿美元,为15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货币市场参与者也密切关注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否将跌破3万亿美元,中国上个月的外汇储备已下滑至3.087兆美元,而中国的准备金则在2018年9个月减少529亿美元,其中43%减少的量发生在9月。但今年到目前为止, 中共当局顾及货币贬值有利出口、缓解经济放缓,因此对人民币的干预程度低於2015年,也可能是考量美国的关税政策。

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今重申,中国不搞竞争性贬值,不会把人民币汇率,当作应对贸易争端的工具,强调他们有能力、有信心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潘功胜另警告试图放空人民币的空头,人行在应对外汇市场波动已有丰富经验,会根据情势采取必要、针对性的措施。

台湾时间晚间8:13,人民币离岸汇率为1美元兑6.9606人民币。

来源: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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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访京现惊人一幕 北京很尴尬

安倍晋三,于10月25日至27日访问中国大陆。尽管两国貌似皆大欢喜。不过外界认为中日关系好景难常。两国领导人都闭口不谈岛主权争端,好像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似的,让一帮民间保钓人士心灰意冷,大失所望。此外,日本首相安倍访问大陆临行前在推特发文说:〝羽田机场晴空万里。〞但一到时,整个天空雾茫茫一片。当天日本驻华微博,发布一组日本与北京对比照片,网民认为这让北京很尴尬。

25日下午12时44分,安倍乘专机启程赴中国访问前,他发了一条推特说:〝羽田机场晴空万里。已经有7年没正式访问中国了。〞

但安倍发送这条推特之前,北京当天的空气质量已达到了中度污染水平,部分地区则是重度污染。

整个天空却雾茫茫一片。(日本微博图片

安倍晋三在羽田机场准备前往中国。(日本驻华大使馆微博图片)

根据日本国驻华大使馆微博发布的多张安倍访问北京的影像。其中一张是安倍准备从羽田机场搭机访问中国的照片,可见天空一片湛蓝;但在安倍抵达北京机场时,当地正好受雾霾影响,整个天空雾蒙蒙一片,形成强大对比。

根据陆媒报导,25日当天,北京全市达四级中度污染,部分站点已达五级重度污染。空气质量监测平台显示,当天下午2点,北京全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70,达四级中度污染。其中,京东南、京南、通州北苑监测点PM2.5小时浓度超过200,达五级重度污染。

网民纷纷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微博留言戏谑说,〝吸到这么醇厚的雾霾,不知道安倍是什么感受〞、〝这天气实在太不争气了!让北京高层尴尬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受到高规格款待

中日又“友好”了“保钓”遭冷遇了

中国民间组织“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大陆分会会长陈乐福说,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纠纷由来已久,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节点,但是,现如今,中共当局将发展中日两国关系视为大局:“这次媒体没有提及(钓鱼岛主权),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安倍晋三)这次访问中国,中方却没有提出来。”

陈乐福表示:“(在安倍晋三)访问之前,网民已经给日本驻华大使递交了抗议信,要求安倍晋三这次来访,对南京大屠杀谢罪、道歉,日本使馆签收了。

时政评论员陈厚德认为,中共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出卖领土的政党,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共出卖了面积相当于40多个台湾的神圣国土。海参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现在却成了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征服东方”)。海参崴的面积是600平方公里,钓鱼岛的面积仅6.3平方公里。

海参崴早就被中共独裁者江泽民无条件送给俄罗斯了。因此,中共或许根本不在意什么钓鱼岛主权不主权的。只有“政治需要”,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的。中共的“原则”随时可以变。可叹的是这些“保钓”正义人士,还是没有认清他们只是中共需要的”棍子“而已,今天需要了,用一下,明天不需要了,一不小心或许还会成了”维稳“的对象。

中共高调亲日

在中美贸易战的重压下,中共对待“精日”的立场也在变换。

苹果日报报道,中国的所谓“精日“,泛指精神上的日本人,特别是认可日本极右翼思想的中国人,一些军服迷、动漫迷、网红也被指为精日分子。今年3月,中国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怒斥精日分子是“中国人的败类“,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也指摘精日现象数典忘祖、譁众取宠,一些政协委员还提议立法“保护国格与民族尊严“。

《环球时报》的社评〈中日社会需调整心理重塑彼此认识〉声称:“在确立了彼此尊重和共存共荣的大原则后,中日就容易和而不同了。“如此高调认同共存共荣,让人们想起当年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想起日本侵略中国、席捲东南亚时的战祸。

中日友好好景难常

尽管安倍此次访问中国大陆,中日两国皆欢喜。不过外界认为中日关系好景难常

一位学者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美国与日本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日本与中国将达成那些合作项目,日方必会先把合作框架知会美方,在某些领域还须取得美国政府同意。

浙江大学经济学者杨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美中贸易战的背后,是两国之间不同价值观的彼此抗衡,关于这一点,日本政府非常清楚:“日本也应该是清楚的,但是经经济表现得更为直接。因为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在美国朝野如此一致应对中美关系,这在历史上很少见的。所以对中国的压力是空前的。”

学者张先生表示,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由来已久。近期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向非洲输出资本的同时,附带着中国意识形态。关于这一点,日本不会掉以轻心:“固有的意识形态以及在日本心理上的抵触,在中国这一边没有放弃,所以即便是这七年来,他(安倍晋三)重新踏上中国国土,你可以看出(中国)所表示出的规格,还是有限的,比如昨天的新闻联播,放在第三还是第四条”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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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大战 刘鹤秘密文件遭美媒曝光 中南海决策一句话泄底

副总统彭斯本月发表对华演讲时,其中提到了的一份敏感文件。24日美媒报道指,中共副总理在文件中给中美泄底:没什么可谈的了,不能退后一寸,要制定对等(报复)措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五表示,中共的每一个挑战都会遭到美国的强力回应。美人权组织学者曝光,中共控制外国媒体的3种手法,迫使这些外国媒体自我审查。

秘密文件曝光刘鹤定调中美贸易战

《华盛顿时报》(TheWashington Times)10月24日报导,彭斯在10月4日的演讲中说,“6月份,北京发布了一份题为《宣传和审查通知》的敏感文件,其中列出了其(宣传)战略。”

“它(文件)显示,中国(中共)必须准确、谨慎地打击、分裂美国国内不同的团体。”彭斯说。

“北京动员了潜藏的人物、前线团体和宣传渠道,来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中共)政策的看法”,彭斯表示,美国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告诉他,俄罗斯对美国选举的干涉程度跟中共比起来,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白宫官员表示,副总统提到的这份文件是中共政府的一项保密指令,这份文件并未写明其来自什么(政府或共产党)部门,但该文件对中共的报纸、电视、广播和社交媒体网络如何报导美中贸易争端进行了严格界定。

这份6月28日发出的文件说,负责贸易谈判的副总理刘鹤表示,在中美“贸易战”中,中方必须保持“冷静、理性、加强部门间协调,并建立稳定市场预测方面的连贯力量。”

“我们(跟美国)没什么可谈的了,现在必须不能退后一寸,要制定对等(报复)措施。”

“我们必须谨慎控制宣传调门儿,不要升级,不要扩大范围。而是必须进行精确打击,必须在美国的不同团体之间制造分裂,(最终)使他们崩溃。”

根据该文件,中共对美国进行贸易战的宣传政策上规定了“三不传递”,即“不传递评论,不传递美国政府发言人的评论,不传递美国官员的评论”。

该文件还告诉中共的宣传部门不要“粗俗地攻击川普”和“不要让这成为侮辱之战”。

蓬佩奥:中共每一个挑衅都会得到美国强有力的回应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五在接受美国电台主持人休·修伊特采访时说,“每一个挑战都会得到美国强有力的回应,我们会在每一个领域进行应对。”

报道,蓬佩奥在采访中表示,政府意识到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中共的一些行为对美国人民的利益造成威胁,这包括盗窃知识产权、贸易不平衡、南中国海冲突、中共对太空领域的发展和军事扩张。

蓬佩奥在采访中还谈及宗教自由的问题。他提到了目前新疆的再教育营,以及中国对基督徒的打压。“特朗普总统已经要求美国政府严肃处理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批评那些不尊重人权的国家,而是动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力来应对这些对基本人权的挑战”,他说。

3大恶行曝光!美媒揭中共控制外国媒体手法

《美国之音》引述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在美国华人人口集中的城市内中文媒体数量激增,而这些媒体的观点日益亲中共。对此,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员库克(Sarah Cook)认为,中共当局祭出经典的「胡萝卜与棍子」奖惩办法,迫使这些外国媒体自我审查,发布对中共有利的观点。

库克进一步指出,中共政府对亲中共媒体以刊登广告等作法增加其收益作为奖励,批评北京的外国媒体则采取「妨碍及破坏媒体长期稳定」的策略,此外,中共当局更会派出外交人员或中国境内执法人员骚扰新闻工作者及其家人,逼迫境外媒体听命於党。

《美国之音》也引述澳籍中裔作家齐家贞的例子,指历年的「六四」前后,澳洲墨尔本都会举办公开纪念活动,许多中国裔民众都会在当地报纸刊登广告,以吸引更多参与者,但近年这些广告已被当地全数中文媒体拒绝刊登,宛如遭到封杀。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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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宣而战 川普军贸一起打 日本有三个无法撼动

陆战队2架F-35B战斗机,在东海上空进行了空中加油训练。在新一轮2000亿美元对中国大陆产品增税中至今没有美国公司获豁免。前白宫高官表示,不宣而战,行为模式显示,他不会退让。习近平则是派王岐山去以色列,又拉拢日本。有学者认为,日本同以色列都是美国主要盟友,不会违背美国利益去大力帮中共。另有学者表示,日本有三个方面是中共无法撼动的,想要离间日美关系,不可能成功。

叶望辉:川普G-20见习近平不会在贸易问题上退让

据美国之音报道,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Stephen Yates),星期五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一场活动后受访时,针对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会面是否有助于解决美中贸易争端的问题表示,从普的行为模式可以看出,他非常擅长与对手建立热情友好的个人关系,例如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及在他的海湖度假庄园与习近平主席的会面都是如此。

但是即使在个人关系上可以相当热情,叶望辉认为,普“在他希望看到有改善的领域上也非常的直率(blunt)”,因此相信他在贸易问题的立场上应该还是会非常强硬,不会有所退让。

曾任美国爱达荷州共和党主席的叶望辉认为,普与习近平在G-20峰会中的双边会谈,“首要重点是经济议题”,不过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的讨论还涉及一些主要议题,例如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示、自由航行,以及2艘美国战舰通过台湾海峡等问题,这些议题都有可能是普会想到的问题,虽然他没有特别的信息预知普将如何对习近平施压,不过普政府内部都提出对这些议题的担忧。

至于当今美中关系的状态是否代表一个新冷战的开始,叶望辉说,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它就已经对美国展开冷战式的活动,就像美国政府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与美国人民的对话一样,“在我们决定该如何反应前,他们就已经先宣战了”。

他说,由中国政权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先对西方文明宣战,现在的问题只是在于,西方文明是否决定要做更有效的回应。”

新一轮2000亿美元加税;无任何美国公司获豁免

美国之音引述美国财经媒体CNBC和《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说,在前几轮关税措施中,曾同意将一些商品排除在外,但是这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没有接受任何公司提出的商品豁免请求。

这一迹象再次显示了美国针对贸易战毫不妥协的强硬立场。

美国自9月24日起,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此一税率自明年1月起,将进一步调高至25%。从服装到电子产品再到节日装饰,这波加征关税名单中包括许多门类的消费品。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0月9日停止了接受第一轮关于34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豁免请求。根据CNBC从政府数据库获得的数据,美国企业提交了近7000个请求,其中有670个被拒绝。

学者分析中共拉拢美国盟友的成效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说:的确越陷越深,感受到美国的压力之下,可见中国领导层的确希望外交上有突破,譬如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大陆是个明显的例子,王歧山及马云到以色列大概都是同样的例子。但我们同时要了解,日本同以色列都主要属美国的盟友,不会违背美国利益去大力帮忙中共。

目前战的背景下,中共对以色列在、水务和其他环境科技方面的兴趣更加强烈。另外,阿里巴巴集团负责人马云在今年4月带领35名公司高管赴以色列与多家科技企业交流学习。去年阿里巴巴曾宣布,其150亿美元的「达摩院」全球研发项目将在以色列设立实验室。

另外,旅美学者陈破空在美国之音节目中说说,中日当代关系,成也中共,败也中共。胡耀邦说中日友好世世代代,后来则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搅动反日风潮。实际上,古代中国是日本的老师,后来日本青出于蓝,进行维新之后,成了中国的老师。甚至《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都来自于日本,共产党这个词是日本人造的,还有物理、科学、化学、党、,全是日本人造的。当然,日本对中国有两个罪,一个是入侵了中国,还有一个就是扶持了共产党。这两点我们不能忘记。总体而言,我要说的是,今天的中国要继续以日本为动力,尤其在民主与和平的道路上要继续拜日本为师。只有这样,中日关系才会有真正的稳定。

陈破空指出,当然从总体来看双方都有友好的需要。日本的需要,主要是经济和贸易领域,因为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国,同时中国的游客是日本的最大来源。日本经济过去20年一直处于相对停滞和冷淡的状况,要获得经济增长。它最近有一些经济增长,但是非常不容易,因此中日的经贸关系对日本非常重要。但是中共方面实际上更需要日本,因为不仅仅是经贸关系,而且是更广大的地缘政治,尤其美国的因素跟美国的全面对抗,需要反过来的近交远攻。

实际上,日本有三个无法撼动,一个是双方的钓鱼岛争端;第二个无法撼动的是安倍的地位。习近平政权一直以为安倍很快下台,因为日本经常换首相,但没想到安倍竟成为日本战后任职第二最长的首相;第三是无法撼动日美同盟。中方一直想离间日美关系,但是没有成功。所以,现在中方不得不面对现实。

美军F-35B战机东海训练空中加油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消息称,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2架F-35B战斗机,在东海上空进行了空中加油训练,出动了一架KC-130J空中加油机为F-35B战斗机进行加油。

美军称,这2架F-35B战斗机来自VFMA-121中队,该中队在2017年初部署到日本岩国基地,是第一个在中国大陆周边成建制部署的美军第五代战机中队。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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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民用直升机坠毁起火 机上3人全罹难

中国河北昨(26)日11时许,有架民用小型飞行失控,坠机,机上3人全数,全案调查中。

综合中媒报导,当日11时许,该架直升机飞越秦皇岛海港区东港镇崔家庄村上空时,因不明原因,失控坠落在当地一处空地,起火燃烧,警消获报到场后,于12时20分许扑灭火势。

河北秦皇岛昨(26)日11时许,有架民用小型直升机飞行失控,坠机起火,机上3人全数罹难,全案调查中。(翻摄自《梨视频》)

附近住户透露,直升机失事时,在空中「一转圈就掉下来了」,事后他们赶赴现场,却未发现任何机上驾驶或乘客,怀疑机组人员无一生还;果真到了下午6时许,秦皇岛宣传部证实,机上3名人员全数罹难,而失事飞机为秦皇岛雨燕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所有。

据悉,该航空公司由秦皇岛丽岛实业集团于2013年12月筹建,是经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设立,且拥有甲类资质的直升机通用航空企业。

来源: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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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南海、台湾 习近平要南部战区做好「战争准备」

美中近来除了贸易战,以南海和为主的军事问题也成为两国的竞争重点。中共国家主席日前巡视中国,要求军队做好「准备」。

习近平日前巡视南部战区,要求军队做好战争准备。

根据《南华早报》报导,习近平日前进行南下之旅时,巡视主司监控南海和台湾任务的中共南部战区。习近平在演说中表示,「强化任务执行,专心为战争做好战斗准备是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考量任何复杂情势,做出相应的紧急措施」,并强调执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加强军人的作战能力。

习近平时隔6年重回中国广东进行4日考察,根据外媒分析,习近平此行引起各界议论,由于前景不乐观,用意可能是要提振中国经济的信心。

来源: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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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台湾亲共商人布局传媒 大肆网罗前国安、军情首长

曾发表支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原则」专文,今年还曾随同中华民国前副总统连战赴中参与「连习会」的商界人士庄立平,近来积极布局领域产业,将在今成立「链传媒」。令人瞩目的是,庄立平已延揽台湾前国安局长、前国安局副局长郭崇信及曾任国安局特勤中心副指挥官的前军情局长张戡平等人加入工作团队,由于动作及时机都相当敏感,在及国安军情圈子引起极大的震撼。

商界人士庄立平将在年底成立「大师链传媒」,延揽台湾前国安局长杨国强(见图)加入团队。(资料照)

据了解,庄立平筹办「大师链传媒」时,一度找来前社董事长陈国祥担任执行长,陈国祥为此还曾拜访各界专业人士推介「大师链传媒」。不过,陈国祥昨天受访时表示,他已在日前离任,对「大师链传媒」相关事项不便回应。

除了延揽前国安局、军情局长外,据了解,调查局某位卸任处长级官员,以及在海军拉法叶舰弊案中遭判刑的前海军上校郭力恒,都曾参与「大师链传媒」的筹备作业,但已在日前离任。一家筹办中的新传媒产业竟然能够聚集多位离退国安、军情、特勤、调查局首长,其背后政商实力令人咋舌。

「大师链传媒」核心团队人士昨天证实,杨国强、郭崇信、张戡平是应「大师链传媒」总裁庄立平的邀请而加入,杨国强担任总顾问,郭崇信及张戡平也各以其专业领域担任内部要职。

大师链传媒:创设发表意见的平台

「大师链传媒」核心团队人士说,「大师链传媒」是要创设一个各方都可发表意见的内容平台,并引进区块链科技,打造一个教育平台的内容产业,「我们没有预设立场,纯粹是就事论事,也不分蓝绿」。

国安局:退离人员依法负有保密义务

中华民国国安局对此表示,该局人员退离后,依法负有保密义务及出境管制等相关限制,国安局均会提醒应遵循上开法令,以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对于杨郭二人合法继续于其他领域发挥己力、贡献社会,国安局敬表尊重。

来源: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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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大战 中南海口头硬实际怂?虚实真假正相反?

日前,美军退役司令表示,美国在未来15年内有与中共开战的可能性。中共防长当天也表示说,共军会不惜代价采取行动。因担忧美国“毒丸计划”,中共高规格接待日本首相安倍的访问,极力示好,对日本的强硬处处“克制”。而中共两大石油企业决定停止向伊朗购买石油,并终止石油交易结算业务。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共色厉内荏,无力硬抗美国且没有选择的表现。阿波罗时事评论员王笃然分析,中共行为上服软,不等于会选择正确的道路,中共不会接受美国的要求。

共军:不惜代价

《美联社》10月25日报道,去年才退役美军驻欧洲部队前任司令霍吉斯(Ben Hodges),24日在欧洲的华沙安全论坛中说,中美军舰近期在南海对峙事件,显示两国竞争越来越激烈,关系变得紧张,在15年内,美国会与中共极有可能发生战争。

10月24日,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北京出席香山论坛开幕时致辞,强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反覆“挑战”中共底线极其危险,中共军队会不惜一切代价采取行动。

10月22日,美国2艘军舰刚刚航经台湾海峡。美国军方说,美舰是“例行性经过”国际法允许的国际水域。

而魏凤和致辞中称,中方反对域外国家,到南海展示武力。

忧日本加入“毒丸计划”中共向日方“示好”

安倍晋三自2012年再度当选首相之后首次正式访问中国大陆。10月26日(周五),日中双方签署一系列协议。

此次中共高规格接待安倍晋三的来访,党媒也开足马力宣传“中日友好”。安倍访问中国大陆前接连释放强硬信号,北京却一再委屈求全。

《日本经济新闻》评论称,升温,中共期待拉拢日本制美。

日媒认为,美加墨三国刚达成的“贸易新协议”(USMCA),禁止签约方与中共发展贸易关系,而美国也在努力将日本拉入这个被称为“毒丸计划”的圈子。北京盛待安倍,有防止日本加入的目的。

近日,日本政府的接连动作显示,安倍在与中共靠近之前,已在多个领域宣示了日方的立场和底线,相信也有向美方表态之意。中方的反应,似乎多显示接受的态度。

10月14日,安倍检阅了日本最大规模的阅兵式,并宣称下一步将修宪,把自卫队列入日本宪法。而日本今年刚成立的水陆机动团,也与美军举行了夺岛演习。这些动作明显针对正在对外扩张军事势力的中共。不过,中共官方的反应相当“克制”。

10月18日,安倍内阁的3名副大臣和4名政务官参拜了靖国神社。中共党媒非但没有发声谴责,反而强调安倍“降低参拜规格”,没有带阁僚参加,宣称这是安倍向中方释放“友好”信息。

10月23日,亦即《中日友好条约》40周年纪念日,日本突然宣布将停止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要求和中方在“平等立场”上讨论新的合作方法。中方的回应并非沉默或谴责,而是开始高调宣传日本对华ODA的功绩。

日媒还表示,安倍政府与中方开展科技合作前,首先要举行中日“创新与知识产权对话”,显示了日本对中共的戒心以及要求北京改变做法的意图。

中石油的选择证明三件事

据路透报道,中共两大国营石油集团中石化和中石油,由于无法确定是否可以获得美国的制裁豁免,已决定11月份停止向伊朗购油。此外,中石油控股的昆仑,也已口头通知客户,从11月1日起停止接受伊朗向中国支付的人民币款项。之前,该行已于8月底悄悄暂停了来自伊朗的欧元付款业务。

时政观察人士周晓辉10月26日撰文说,中石油中石化的选择证明了三件事:

一,在中美贸易战日益激烈的当下,中共不过是色厉内荏。无论是应对贸易战还是应对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都是对外、对国内民众气势汹汹,自以为是,但在大难临头之际,内心的恐惧却通过其行动对外传递出来;

二、中石油中石化的选择证明了北京当局业已意识到,美国政府一定会言出必行,自己已无能力改变,也非常清楚自己一旦玩火必自取其辱;

三、中石油中石化的选择也证明,北京当局在中美贸易战中并无太多选择。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依旧是北京不愿接受美国提出的开放市场、实行公平公正贸易、遵守承诺等要求,依旧是北京将贸易战的“罪责”推给美国,依旧是北京不愿正视自己的问题,正视各方提出的解决困局之法,依旧在一条不被人看好的道路上前行……

分析:中共事实上服软但不会接受美方要求

阿波罗时事评论员王笃然分析认为,中共两大国企的做法是避免受到美国的制裁和惩罚,是中共事实上的“服软”行为,但这不等于中共会选择正确的道路,接受美国“三零两停一允许”的谈判要求。

《华尔街日报》10月26日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了与中共重启贸易谈判,因为北京拿不出具体方案来解决华盛顿对中方强制技术转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要求。

来源:阿波罗网陆凡客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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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证监前舵手:中国经济增长仅“虚构” A股恐遭殃!

外媒报道,香港证监会前行政总裁韦奕礼(Martin Wheatley)表示,中国仅属“虚构”,相信股市崩溃将会更加严重。

韦奕礼称,有很多原因必须远离中国股票,直言者根本难以受惠于 大陆经济增长,因为中国不完善的企业经营准则,令上市公司管理层很大程度上能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

中国统计局上周公布,第3季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按年放缓至6.5%,增速回落至近十年新低,并低于预期的增长6.6%。

韦奕礼质疑指,中国14个主要地区都各自公布了经济增速,但奇怪的是,这些地区经济增长全都高于平均水平。

他又说, 大陆此前的政策目标是8%的经济增长,这个增速长期能够维持只是“虚构的”,由政府操作去达成目标。然而,未来中美贸易战升温将打击市场情绪。

另外,他对于中国前景感到担忧,指 大陆工资低廉的优势逐渐失去,就业需求在珠三角地区变得紧张,将推动工资上涨。

同时,他相信,更多大型制造业公司将迁至印尼、菲律宾、孟加拉等地,因为这些地方过去10年一直维持低廉的工资。

韦奕礼又警告,在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推出3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措施,已经流入基建项目、楼市和股市,然而,低成本的资金流动最终会终结。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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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在毛的性格中 死多少人都无所谓

作者:裴毅然

人被活活饿死的过程是十分痛苦的,把老百姓大量饿死的统治者是极其残忍的,是罪大恶极的。(网络图片

文章核心提示:即便从最善良的角度,大饥饿前还可宽宥毛泽东,也许毛真的是“好心办坏事”,敢叫日月换新天,以为替国人谋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没想到竟是领着他们走进这样的“天堂”。但当大饥饿实实在在逼到眼前,已支付了巨额“学费”,当人民利益与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仍不下“罪己诏”,这还能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李锐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毛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丁抒先生是大饥灾研究的先行者,本文多处引用丁先生的《人祸》,真诚鸣谢!

一、走偏的第一步:合作化

中共建权之初,由于连年战争,农村凋敝,人均年度拥粮仅370斤,1952年增至395斤。1949年前有的山农一年只能吃十顿白面,1953年每月可吃四五顿。山农多吃这点白面已被作为“社会主义成绩”汇报给毛泽东。就这点底子,农民刚刚过上一二年太平日子,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合作化运动便开始了。苏联早就力主土地国有,认定分田到户有害于公有制的建立。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吹响合作化号角:“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1955年,农村合作化进入高潮。

可是,合作化并不如中共想象的那么美妙,农民仅凭直觉就认定合作化之路走不通:失去利益驱动必然导致懈怠刁懒,平均分配更是无法保证公平公正。由于强迫入社,农民入社前砍树杀畜卖牲口,某生产队原有生猪300多口,公社化后只剩下9口,鸡鸭更是几乎全杀光了。归社的大牲口也因饲养不善多多病死,全国锐减200万头以上。一向惜财的农民因共产失去利益驱动,“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60%。”农业副总理邓子恢向周恩来汇报:“出现比较普遍的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大批出卖牲畜、宰杀猪羊,有了钱不买生产资料。”“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合作化还搞“劫富济贫”,富队非要搭配穷队合并,富队不愿意,上面就是不让。极其碎屑的农活一经“统筹”,根本无法全面兼顾。农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动实现效率最大化,现在却要等着干部派活,几个干部的脑袋哪里抵得上每家每户“开动机器”?

乡谚:“秋天分配来了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社员年终实际所得越来越少,1958~60年有的队人均年收入从37元降至10元、5元,劳动日值仅5分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农民反映,社队规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种好种坏,反正摊到我头上只几粒谷,怕懒得(湘方言,怕什么)!’”浙江桐庐环二大队,1960年工分值仅0.0302元,社员劳动一年除出口粮仅得2.53元,一个壮劳力还不如一只老母鸡,母鸡下蛋一枚可卖五角,壮劳力出工一天仅三角余。

合作化挫伤了生产积极性最大的富裕中农。薄一波承认:“据1957年估算,全国富裕中农人数在1亿以上。这些人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受限制和挫伤,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一亿富裕中农乃中国农村精英,最主要的生产主力军,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自然连带一并摧毁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依照薄一波提供的数据:

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

苏联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也造成类似恶果:1933年集体化运动结束,苏联农产量和家畜减少一半以上,直至1941年还未恢复1928年集体化以前水平。1953年苏联耕牛数量仍少于1913年。1946年,粮仓乌克兰发生大饥荒,也出现人吃人和父母吃子女的惨事。据《苏联国家经济年鉴》,1913年全俄谷物产量8600万吨,1953年仅8250万吨。

可以说,合作化运动乃是造成大饥灾的第一步原因。

二、反右失去理性过滤层

反右前,党内外对合作化弊端已看得很清楚,反对声浪渐大。1957年初,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说:“1955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

反右反右倾打掉150万精英,社会失去理性过滤层。由于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社会失去纠错必须的制衡力量。1955年后,若再替农民叫苦,再反对统购统销,便是十分危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女)被毛斥为“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而撤职。一党专政天然携带的纠错能力低弱,反右前已然绽露。千里驹《自撰年谱》:“‘反右’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鸦雀无声,不要说指鹿为马,即说一个蚂蚁比象还大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了。”

原本搞经济就外行的中共,偏偏打跑了各路经济专家。高层领导犹如盲人摸瞎。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着名论断——“冒进是马克思主义”。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和平公社,公社书记说亩产可打一万斤,农家出身的刘竟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闹出笑话多多。说“外行领导是原则”;拆卸函谷关城楼、浙江龙泉古寺、江西崇义古塔、蓟县长城,向古迹要砖;毛为一点废钢甚至想拆杭甬线与胶东线。

1960年3月12日,烈属何明渊在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笼,路透社短讯称寓“暗无天日”。何的叔叔与大哥均为红军烈士,何被捕后:“大不了一个死了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彭真向周恩来、刘少奇汇报此案,刘难过得久久不语。1960年6月,湖南彬县女青工刘桂阳在中南海北门愤贴标语十数张:“为了挽救全国人民,打倒人民公社!铲除人民公社!消灭人民公社!”1960年底,毛泽东表弟贺晓秋之子闯中南海向毛面诉:“仓里没有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对于民间的反对,中共高层是完全清楚的。

失去了理性隔滤,公开造假的大跃进得以肆虐横行。后来证明,哪儿反右积极,哪儿“白旗”拔得最干净,哪儿灾难就越大。安徽濉溪县是反右积极县,共抓“右派”、“中右”、“反社会主义份子”1600余人,全国2000余县中首屈一指,大饥饿死亡人数也名列前茅。三年中人口锐减1/4以上,仅1960年就减少12万。发烧度较低的省份,饿死人的情况也相对减轻,吉林是少数几个没饿死人的省份,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应记一功。

三、大跃进对社会生态的大破坏

按大跃进理论,乃是生产关系大飞跃。但农村的现实是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全社范围内一律均产、无偿调拨财物、银行全部收回贷款),搞得鸡飞狗跳。安徽舒城县城北公社古城大队,1958年秋后卖粮24万斤,粮款全被公社拿去支援穷队,古城干部编诗:“累了一头汗,卖粮二十万,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干。”

大跃进另一大折腾是大炼钢铁,6000万壮劳力上山采矿伐木,农田劳力严重不足,稻棉大熟无人收割,丰产无丰收。1962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劳动力大批外调,妇女说只是‘人民母社’。”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去密云水库,沿途棉桃随风漫飞,像下大雪一样。山西阳城县潘庄公社,年底粮食还烂在地里,柿子挂在树上。陕西安康大量红薯无人收获,不仅烂在地里,还延误了冬小麦播种。1958年底彭德怀到湖南平江调查,也发现稻子没收红薯没挖。罗荣桓1959年5月说:四川抛撒浪费的粮食占总产量10%,50%秋粮毁弃于地。河南1960年农业产值下降1/3。

依照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

受损害最惨重的还应算农业。1957年粮食产量为3900亿斤,1958年的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1959年为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1954年的水平。棉花产量1960年为2126万担,比1959年下降了37.8%,也和1951年相当。由于许多农田被改种粮食,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更加减少(1959年至1962年间,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下降了35%),1960年为3405万担,比1959年下降50.9%,较之1957年下降了54%,跌到建国以前的水平。猪存栏数下降了43.6%。

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国家出现大量赤字,必须用多发钞票来弥补。1957年的货币投放量为53亿元,1959年上升到75亿元,1960年上升到96亿元,1961年更高达125亿元。货币投放过多,国家商品库存又被挖空,结果必然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

在合作化与大跃进夹击下,大饥饿已不可避免。尤其1960年全国粮产量较之1957年下降26.4%,还能不出现大面积饥荒吗?

至于吃饭不要钱的大,不仅没有吃出“共产主义意识”,反而吃出乡谚:“放开肚皮吃,藏起力气做。”上海浦东农民在大食堂之初因吃得太饱,撑得难受,只能出工不出力。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1960年发布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将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公共食堂挖尽农民存粮,秋后短暂的“放肚尽吃”消耗了集体粮储,及至春荒,上下皆空,无粮熬荒。如果农民自己开灶,量入为出,半干半稀,计算着吃,便不会大面积出现不顾一切的“前吃后空”,秋后吃得死撑,冬春饥饿毙亡。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极大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国出现大面积消极怠工,粮食产量大幅滑减,此乃大饥饿的第二层致因。1962年2月26日,中央财经小组长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承认:经济遭到这么严重的破坏,要把经济恢复起来,不是一两年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尤其是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能够动员起来。1962年全国人均拥粮329斤,1965年365斤,还没恢复到时1952年395斤。如以局数据计算,与前数字不同,列出参考:1949年人均208.9公斤,1950年239.37公斤,1952年285.16公斤,1959年252.47公斤,1960年217.27公斤,1961年人均207.26公斤。持续减产,一目了然。

四、反右倾失去纠错机会

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一次纠错良机,仅仅由于维护毛个人威信,硬从反左转为反右,再唱高调,否定逼到眼前的客观事实。反右使党外闭嘴,反右倾则使党内也闭嘴。1959年春,党内老五陈云私下说:“现在提意见还不是时候,一定要吃亏吃得更大一点,才能转过来……不能说话,我还想保持我这张三十多年的党票子。”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毛虽发出邀请,陈云还是没敢在大会上发言,因为“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1960年下放湖南湘潭的胡耀邦,回京向毛汇报的前一晚,就是否将饿死人的实况告诉毛,思想斗争了一夜,抽烟踱步,最后还是没敢将真相完全告诉毛。1960年陈毅去南方后在会上感叹:“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杨献珍说了几句:“有些人的想法不对头,想把好事一年办完……客观上是反动的。”遭到毛迎头痛击,很快就被摁下去。有资料表明被打下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达三百几十万。

浮夸风下,官员肿脸硬充胖。1959年中央开会,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对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张仲良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以支援。当周恩来听说甘肃出现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省委书记何承华竟答“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如此胆大包天,若非吃准中央心态,若非道德品质恶劣,会这么不顾人民于水火么?河南信阳已出现饿死人,地委书记路宪文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250页)派民兵封锁交通要道,防堵饥民外逃,信阳地区饿死者至少百万(官方承认50万)。

安徽无为县有的干部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果,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长的,归属。凤阳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除了民兵把守要道,邮局奉命截扣告状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饿死人的信息掩盖了很长时间。各级干部都明白“上下有别”的利害关系:农民的肚子问题远不如上司对自己的印象重要,完成计划远比农民生计重要。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放出大卫星——水稻亩产13万斤,公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

五、雪上加霜的“反瞒产”

为防止高征购,一些地区为保口粮,不得不瞒产私分。1958年7~10月,全国粮食征购下降440万吨,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顿时紧张。10月22日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突击收购和调运农产品,在全国农村掀起“反瞒产”运动。1958年实际征购数量高达1175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2%。“七千人大会”上,粮食部检讨: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3400亿斤,征购就拿走1200亿斤,伤了农村元气;1960年已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粮食部还以为天下太平,实属见事太迟,征购过头是大饥荒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官方权威史料披露:

由于高估产而高征购,1958年至1959年度(1958年7月1日至1959年6月30日)共征购粮食1123亿斤,比正常年景增购了200亿斤,使农民手中的存粮数急剧下降,1959年有些地区就开始出现粮荒,造成公共食堂停伙,部分社员外出逃荒,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问题也出现了。1959年度征购粮食达到1348亿斤,占了实际数量的33.7%,农村留粮由1957年的294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2052亿斤。1959年的粮食减产,如此之高的征购量,这是农民难以承受的重担。即使如此高的征购,但在高销售的情况下,国库周转粮还是日益减少。1958年6月底,国库存粮386亿斤;1959年同期下降到343亿斤;1960年6月底仅为127亿斤,连正常情况下铺底粮和运转状态的周转粮数都不足。农村粮食短缺,国库存粮无多,全国大约缺少3000万人一个月的用粮,一些大城市几乎脱销。

还需要多说吗,3000万人缺粮一月,还能存活吗?

经过“反瞒产”,山东1600万农民全年人均拥粮只剩142.7斤,每人每天不足4两,还不够两只鸡吃。甘肃定西地区“反瞒产”运动中,干部指挥民兵在农家掘地挖墙找粮食,“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兽行,省委工作组统计竟达128种。

据丁抒先生分析:“庐山会议后全国性的‘反瞒产’、高征购是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譬如广西龙胜县1957年征购975万斤,1958年增至1362万斤,1959年竟增加到3364万斤,是57年的三倍半!……又如广西阳朔县,1959年粮食比1958年减产23%,国家征购数却比1958年高了24%。”1959年秋,安徽符离区委书记武念慈匆匆进城,向县委报告饿死人并申请救济粮,不料不仅没弄来粮食,还挨了县委一天加半夜的批评,说他谎报灾情,给“大跃进”与社会主义抹黑!非但不给救济粮,还向他要粮食,说符离区秋季征购任务没完成!“反瞒产”挖空了农民的囤底,农民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口粮。

城市居民得以存活的前提是“弃乡保城”政策。“七千人大会”之所以召开,起因于中央要从地方征粮150亿斤,各省叫苦连天,无奈之下召集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大区书记在压力下领受任务,但表示困难重重,这才决定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后扩至县委书记),强调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与分散主义。

1960年春,当饥馑刚刚蔓延,如果各地县委书记能像旧时知县一样禀报请赈,当年国库里还有粮,准备出口的265万吨粮食尚未运出,至少能抵挡一阵。如山西阳城县委书记赵树理坚请“返销粮”,及时分发,救下不少人。有的公社干部秘密动用储备粮,也救了一些人。但这样的干部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干部都怕被扣右倾帽子,既然将农民口粮交了余粮,不愿自打巴掌再要回来。地县一级基层政府由此坐失及时施救的最后机会。

宏观上,1960年12月14日提交市场分析报告,标明当年10月粮食收购量下降34%、食油收购量下降42%、生猪收购量下降31%、食糖收购量下降64%、棉花收购量下降23%;全国生活用品供应极其困难,至9月底,各地凭票证供应商品达30多种;据全国42个大中城市统计,11月猪牛羊肉销量比10月减少29.4%,家禽减少51.3%,鲜蛋减少30.4%。警钟已敲得很响很响了。

六、致命的高出口

1959年1月,武汉只剩下一天存粮。情急之下,武汉市委扣下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中央办公厅大发雷霆,要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幸赖省委书记王任重斡旋化解。1960年5~6月,中央连续发出京津沪等市粮食供应告急文件,6月6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内称北京存粮为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已无存粮。

外贸部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1959~60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饥荒既起仍盲目出口,以致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大量出口粮食,乃是一系列导致4000万农民饿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己日子都过不下去,还要援助亚非拉。截止1960年6月底,中共向22个国家提供经援,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40.28亿元。1961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

1959年一方面较之1957年减产1500万吨,但却出口粮食415万吨,比1957年增加223万吨。仅这223万吨,就可供4000万国人吃四个月,足以熬过1960年的春荒。1960年再出口265万吨。成千万国人饿死之时,他们打下来的粮食却在被一船船运走。如能将两年间出口的粮食留下一半,饥民就可全部得救。当时,大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的急迫性两眼一抹黑,根据各省虚报数字,还以为粮食堆满囤呢!因此,周恩来犯下致命错误:当外贸部主张向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拿外汇买粮食,周却认为黄金价位较低,在财政赤字已高达80亿的情况下,不仅不应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此后,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因为周说:“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这一决定,失去了中央一级最后的补救机会。

1960年底,鉴于形势实在严峻,一再拒批进口粮食的毛泽东,只得同意从澳洲进口440万吨粮食(够一亿人吃三月)。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说:“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在当时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若1959年、1960年不曾出口680万吨粮食,又可挽救多少万人的性命?粮食一进一出,运来运去拨来调去,又耽误了多少时日。饥民们即便千辛万苦逃到城里,由于城镇居民也吃不饱,“盲流”也很难讨到食物。其时美国粮价最低,因政治敌对不能去买,得“争气”多花钱去买中立的澳加等国粮食。

新闻封锁是中央一级丧失及时赈灾的另一致因。新闻可将一地灾情短时期内成为全国全球的共同问题,大大提高赈饥能力,但硬不让说,奈何?

七、进入“天堂”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报刊上铺天盖地用漫画诗歌向民众描述预约的幸福。只是“天堂”里的材料太多,限于篇幅,撮精稍述:

——1958年10月底,湖北当阳县跑马乡公社书记大会宣布11月7日全乡结束社会主义,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方式来办。群众一哄而散,纷纷上街“共产”,先抢空商店,后抢劫私宅,还有人上幼儿园认领孩子当儿子,大呼“不是共产了么?!”

——王任重调查“信阳事件”后:“我到光山(信阳地区辖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邓力群:“老朋友彭大章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说: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在蔚县西合营村,看到“春播时,前面播上种,后面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子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饥饿难忍的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先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仅此而已。结果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增加,活着的人甚至没有力气把死人从屋里抬出”

——在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长,每次带回米饭都锁藏柜中,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置之不理,小儿子活活饿死。一位姑娘饿死后,许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尸为名割肉煮食。不少饥民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人,以便夜间刨坟掘尸为食,野外常见被剔除皮肉的尸骨。

——1938年入党的宗凤鸣先生说:濮阳梨园乡东韩砦村乃抗日模范村,不仅老人均多饿死,有的家庭商量是饿死孩子还是饿死大人,结论是应先死孩子,留大人挣工分,还有一份口粮,否则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

——饥饿犯人一边拔毛一边连血带肉生啖活鸡。如能从坟堆里挖出死人骨头,算是好运气,“人家就这么随便在衣服上擦一下泥,就放在嘴里细细啃嚼,津津有味,若监视的人来了啃不完,就带到屋里烧坑的火里烤着吃,那香味倒是顶馋人的。”锦西劳改矿队1200多犯人饿死1001人,还没死的198人骨瘦如柴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另两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才勉强下床走动。

——天津东郊茶淀劳改农场,两名劳教犯各将一根细黄瓜塞藏对方肛门,以躲避下工时的检查,但还是被识破了,扒下裤子拉出黄瓜。燕京毕业生韩大钧(后为中科院研究员),挖出一窝刚出生的幼鼠,众目睽睽之下,将还没睁开眼的幼鼠生吞下肚。

——“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给中央写了一封匿名信,描绘重灾区梁平县,“我去看了以后,很难过,跟刚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的灰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

——“七千人大会”也开得抠抠缩缩。“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会议吃饭也是一件大事……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外宾招待会原本请不到的中方高官,这时凡请必到。冷餐会一端上盘子,一拥而上一抢而光。周恩来不得不轻声提醒那些高官:“注意点吃相!”

——1969年底,学部外文所集体下放至河南息县东岳镇,军宣队号召访贫问苦。一位房东告诉邹荻帆“饿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们所长冯至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冯至是个胖子,肉多。

八、到底饿死多少人?

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1955年全国人口61465万,1956年62828万,1957年64653万,1958年65994万,1959年67207万,1960年66207万,1961年65859万,1962年67295万,1963年69172万。通过前后数年对比,1959~61年出现大马鞍型,1960~61年净减人口1348万,再据1955~59年均增长率21‰,每年应递增1400余万,1961年人口应为7006万,缺数4147万,即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4000万以上。

如合计各省市净减数,则达2137.44万:

四川(含巿):1958年7053.92万,1959年6960.94万,1960年6667.8万,1961年6458.8万,净减595.12万。

安徽:1959年3427万,1960年3043万,1961年2988万,净减439万。

山东:1958年5422万,1959年5373万,1960年5188万,净减234万。

湖南:1959年3691.95万,1960年3569.37万,1961年3507.98万,净减183.97万。

河南:1958年4979万,1959年4818万,1960年4803万,净减176万。

贵州:1959年1743.96万,1960年1642.99万,1961年1623.53万,净减120.43万。

甘肃:1959年1293万,1960年1244万,1961年1211万,净减82万。

青海:1959年260万,1960年249万,1961年211万,1962年205万,净减55万。

江苏:1959年4289.53万,1960年4245.64万,1961年4243.4万,净减46.13万。

广西:1959年2205万,1960年2172万,1961年2159万,净减46万。

辽宁:1960年2560万,1961年2519万人,净减41万。

内蒙:1960年1191.1万,1961年1163.1万,净减28万。

湖北:1959年3173.14万,1960年3152.17万,净减20.97万。

云南:1959年1911.93万,1960年1894.55万,净减17.38万。

宁夏:1960年213.03万,1961年203.06万,1962年198.81万,净减14.22万。

河北:1959年3791万,1960年3779万人,净减12万。

新疆:1961年710.06万,1962年698.97万,净减11.09万。

北京:1960年739.6万,1961年729.2万,净减10.4万。

黑龙江:1961年1897.1万,1962年1893.5万,净减3.6万。此前三年则分别增长118.3万,125.1万,90万。

上海:1960年1056.3万,1961年1058.99万,1962年1057.86万,1962年比1961年净减1.13万。

晋陕浙赣粤闽吉津等省市人口虽略增,但都大大低于正常增长数,如福建:1961年1597.8万,1962年1602万,仅增2.2万。此前三年则分别增加49.7万、29.5万、25.4万。

1998年中央党校出版的《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据〈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总数也才34805896人,其中死亡20620939人,即2062万余。此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自公元前180~公元1949年的2129年之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2991.8万多人。”(确切数据29918848人)4000万倒逝的饿殍,无声地矗立起一块无字碑。

八、最根本的原因

这场20世纪全球最大灾难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核心的却是两条:一、意识形态的错误引导;二、暴力专制的不容纠错。对中共和毛泽东来说,最致命的价值内核是:如退回私有制单干,拿什么证明新旧社会的本质差别?如何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不搞国有化集体化,共产革命还有什么法理基础?对于这一点,中共高层是十分清晰的,也是他们能够形成合力的思想基础。

面对反对合作化的声浪,1955年5月9日,毛泽东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毛认定各级干部中也有“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NikitaS.Khrushchev)说:1949年解放我很高兴,但中国还很穷很落后;以后工商业改造、抗美援朝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毛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周恩来拍着荣毅仁的肩膀:“你还年轻,能够看到共产主义!”同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越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毛求功心切,中共高层集体发烧。显然,只有将中国领入社会主义并实现繁荣富强,才能够真正证明革命的伟大价值。否则,何以证明“就是好”?聚集中共精英的“七千人大会”,也一致认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公有制+计划经济。

1961年,党内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挽救农村经济,但毛泽东一手遮天,“硬着头皮顶住”,不肯从“社会主义阵地”撤退。意识形态乃是这场巨灾的第一致因。共产学说才是比毛个人权威更有力量的东西,才是导致全球上亿“共产冤死者”的罪恶之源。仅仅批判个人是不够的,指导人们行为的错误思想才是影响更大作用更深远的祟源。面对合作化、大跃进闯下的巨祸,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大会上仍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这样的认识能够纠正错误么?

当然,毛的个人品质也是必须予以谴责的。何方先生揭发:“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们……说的和写的毛泽东如何艰苦朴素,多半是片面和伪造的。例如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就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制订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1959年,江青在上海宴请赵丹与郑君里夫妇,黄宗英回忆说:“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

此外,杭州西湖刘庄,建于“自然灾害”期间。1962年,毛入住占地千亩的上海西郊宾馆(柯庆施专为毛新建的“马屁工程”),不仅没有斥责柯于饿殍遍野之际大兴土木,此后也没有为百余人为他长年看守这所别墅而内疚。韶山滴水洞宾馆是毛亲自要求兴建的,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底建成,毛仅于1966年入住12天,长期空关,一连士兵长期守卫。邓小平后来说:“影响极坏!”周恩来一面为工程拨款,一面只能批评下面的省委领导:“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即便从最善良的角度,大饥饿前还可宽宥毛泽东,也许毛真的是“好心办坏事”,敢叫日月换新天,以为替国人谋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没想到竟是领着他们走进这样的“天堂”。但当大饥饿实实在在逼到眼前,已支付了巨额“学费”,当人民利益与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仍不下“罪己诏”,这还能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李锐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毛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大饥饿使共产设计失去道义性,成为中共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一个标榜解放工农的政党,一个自称为绝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居然弄得还不如“万恶的旧社会”,饿死这么多自己的“社会基础”,言行不一的荒谬性无可避免地凸现出来。同时,面对这场巨大人祸,党内对毛的领导能力产生质疑,从而引发毛刘分裂,埋下文革根苗。

1999年12月,普京(Vladimir Putin)称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只是人类为证明这一学说的荒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呵!令人沉重的是:中共至今仍未真正检讨大饥饿发生的原因,仍为毛的罪责东遮西掩。但真实评价历史是理性安排未来的前提,阻碍真实只能说明虚假的存在。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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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恶行曝光!美媒揭中共控制外国媒体手法

中国政府不仅对国内媒体信息内容严加掌控,近年就连部分设於海外,由非中资创立的外国媒体亦逐渐受中国箝制,《之音》引用美国智库及外媒办报人的说法,揭露「遥控」海外媒体的3大手法。

》引述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在美国人口集中的城市内中文媒体数量激增,而这些媒体的观点日益亲中共。对此,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员库克(Sarah Cook)认为, 中共当局祭出经典的「胡萝卜与棍子」奖惩办法,迫使这些外国媒体自我审查,发布对中共有利的观点。

库克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对亲中共媒体以刊登广告等作法增加其收益作为奖励,批评北京的外国媒体则采取「妨碍及破坏媒体长期财政稳定」的策略,此外, 中共当局更会派出人员或中国境内执法人员骚扰新闻工作者及其家人,逼迫境外媒体听命於党。

《美国之音》也引述澳籍中裔作家齐家贞的例子,指历年的「六四」前后,墨尔本都会举办公开纪念活动,许多中国裔民众都会在当地报纸刊登广告,以吸引更多参与者,但近年这些广告已被当地全数中文媒体拒绝刊登,宛如遭到封杀。

齐家贞解释说,「当地14份中文报纸从利益出发,若不封杀消息,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中国各大航空公司就不会在报纸上打广告,而这些报纸广告收益大减,最终可能就此活不下去」。

来源: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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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6日星期五

习近平养虎遗患反对声集聚 政敌挑战越来越大 贸易战蔓延全局火上浇油

当下中美贸易战之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南巡期间,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一篇讲话稿离奇在国内热传。有分析指,这是中南海高层愈加分裂的信号。大陆两名近日先后表示,中美贸易战对大陆的影响正从局部向全域扩展,有15个制造业行业受到较大影响。此外,中共预在下半年减少近四成的国内分离、冶炼配额等。由于美国本土的稀土资源储量为世界第三,且正在恢复生产,中共的报复或难以达到目的。

邓小平长子离奇“露面”;释放信号

习近平自本周一(10月22日)起赴广东省考察并出席港粤澳大桥开通仪式。此行被外界称为“南巡”,并与邓小平1992年南巡相提并论。但外界都注意到,习近平此行虽然提到所谓的改革开放,却全程没有提及邓小平的名字。

这就令邓朴方讲话稿热传一事显得蹊跷——讲话其实是邓朴方9月16日中共残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却在本周突然热传;其中小邓反复用推崇的态度提到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盛赞邓小平等开启的所谓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革命”,又不点名提醒当权者说,“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旅美异议人士魏京生指,目前看似习近平大权在握,但实际上中共内部反对声音正在集聚,而且对习近平会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

“他(邓朴方)敢公开这么讲,就说明这种气氛,这种舆论,在党内已经非常强烈了。你放弃韬光养晦的路线,造成中国面临这么大的困难,党内已经形成批评的气候了,所以邓朴方才敢这么说。”

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南巡”与邓小平当年确实有类似之处:邓小平是因为中共六四镇压学生后遭到世界抵制,经济陷入困境,邓为保证中共长期执政,用改革开放的幌子哄骗国民,让百姓从经济上尝到甜头,放弃民主自由等政治上的追求,并对国际社会营造一种开放假象;习近平如今面临的也是人心浮动,社会思变,整个国家处在中美贸易战的特殊关口。

邓朴方这篇讲话被热传一事或许说明,习近平比当年的邓小平面临多一重困境:他的反腐打“虎”并未进行到底,养虎遗患,以至于政敌如今蠢蠢欲动。

学者:中美贸易战扩展到全局

人民大学国关学院副院长金灿荣10月25日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说,他个人观察,中美关系的变化会是长期的,未来10年都会是比较糟糕的,“要转好会非常困难”。

金灿荣估计,中美贸易战将在明年就会结束,后年双方就可恢复正常贸易。但中美在、南海、东海、朝鲜、印度、一带一路、人权等方面都存在分歧,因此以后冲突还会很多,这是中共必须面对的现实。

金灿荣表示,美国此前将中国(中共)定位为“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如今定位为“主要的战略竞争者”,未来的中美关系,竞争所占比重会到70%以上,甚至到90%。

美国对中国商品已发起两轮加征,第一轮为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为25%;第二轮为2000亿美元的商品,目前关税为10%,1月1日起将追加至25%;美国总统川普曾多次警告,美国还将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课税。

据财新网报导,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10月23日在第七届光大控股投资年会上说,如果美国兑现前后三次提出的对中国5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和267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关税,中国GDP增速或下滑1.5%。

王一鸣说,若美国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GDP增速会下滑0.7%,且将会对15个制造业行业产生较大影响,使其出现负增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播电视设备和雷达及配套设施行业,恐下滑7.8%。

王一鸣表示,过去一段时期的中美贸易摩擦对的影响正从预期和心理层面,逐步向实体层面发展,从局部向全域扩展,包括贸易、投资、供应链、就业等。

王一鸣还表示,有些企业因为受美国加税因素的影响,甚至考虑是否取消在中国的投资计划;有些企业考虑撤出中国,“你去观察一下,到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的航班都是满座的”。

中共削减4成稀土配额难奏效

阿达玛斯智库(Adamas Intelligence)近期公布报告称,北京当局已将下半年稀土分离和冶炼配额减少36%,并将年内产量限制在4.5万吨,这是5年来的最低水平,或仅够供应国内买家。2018上半年中国稀土产量高达7万吨,较去年同期高40%。

稀土因含有超过17种稀有金属元素而被称为“新材料之母”,“工业维生素”,是制造高新武器、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等产品的基础原料。中国的稀土储量目前占全球的约四分之一,但产量占全球近九成。

美国本土的稀土资源储量为世界第三,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在稀土生产方面能够自给自足,并对全球范围供给大量稀土,是第一大稀土来源。但在中共国有补助,低价倾销的攻势下,美国稀土企业入不敷出,不得已大规模停产,2015年,美国唯一的本土稀土上市企业Molycorp Inc也宣告破产。

中方此时做出减产40%稀土的决定,或是准备重新拾起2010年对日本稀土禁售的做法,限制对全球出口,并试图再度操作国际稀土价格。不过,在美方恢复开采的情况下,此举或落空。

去年12月,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加强美国国内关键矿产勘探、扩大提升铂、锰、稀土等23种矿物原料在美国本土的产量。而在中美贸易冲突发生后,美方包括矿业开采方面的制造业活动出现了快速复苏。为了促进采矿业,川普政府授权对矿业从业者发布拨款。美劳工部消息显示,政府拨款将用于采矿业职工的培训与矿产企业的安全培训,提高矿产业的恢复效率,美政府也重点示意支持稀土行业恢复开采,并着力于培训员工。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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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绵恒打手横跨上海帮政法系大员 遭终身监禁 江泽民又斗败一局

江派“上海帮”大员、原中共上海检察院检察长陈旭,25日被一审宣判,终身。陆媒曾揭其在上海司法界建“枉法小密圈”。另外,陈旭被网曝还涉一起4人连环命案。海外,陈旭第一任丧葬费他人埋单,落马前第二任妻子出境被拒。此前,国际刑警组织孟宏伟被捕,美媒文章认为背后是习近平和江泽民的权斗。

“上海帮”大员終身监禁

法庭查明,陈旭于2003至2014年间利用担任中共上海、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工程承揽和公务员录用等事上提供帮助,2000至2015年直接或透过亲属收受财物共约7423万元人民币。

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在案的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上缴国库。

现年65岁的陈旭是上海人,仕途一直在,历任上海市高院副院长、上海市一中院院长、上海市政法委副书记、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等职务。

江绵恒打手横跨上海帮的陈旭。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曾向海外媒体揭露,陈旭靠处理与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有关的周正毅案和整治郑恩宠,被提拔为市政法委副书记,成为江泽民外甥吴志明的副手。其后,陈旭又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提拔为市委副秘书长,当上上海第三号人物刘云耕的秘书。

陈旭在去年3月被中共中纪委宣布调查,同年5月即被宣布开除中共党籍并立案审查。进度之快,令外界猜测习近平意在于中共十九大开幕之前借此震慑“上海帮”——上海是江泽民的政治老巢,吴邦国、黄菊、陈良宇、韩正、杨雄、陈旭等都是江家马仔,陈旭作为市中共检察长,在”上海帮“中的份量举足轻重,他落马不足一个月,就有消息说上海政法系统中有超过百人因涉案接受调查。

组建“小密圈”涉连环命案

《财新网》今年6月5日发表特别报导称,以陈旭为首,组建了一个上海司法界的地下“小密圈”,势力范围涉及上海法院检察院、外办律所以及仲裁等,结成了操控司法的“枉法共同体”。

这个“小密圈”成员还有原上海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汪康武(2016年3月21日落马)、原上海第一中级法院院长潘福仁(2017年7月21日落马)和原上海华诚律师事务所主管合伙人傅强国(2016年5月被带走,现已恢复自由)、汪康武弟弟汪康衡、上海宏康地产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陈泓(曾任汪康武书记员)等。汪康武、潘福仁和傅强国这三人都是陈旭的旧下属,其中汪康武曾担任陈旭的书记员,陈泓相当于是这个“小密圈”的白手套。

自由亚洲电台2017年3月2日报导,在陈旭落马之前,2016年4月起网络上多次出现有关举报陈旭的消息,举报人有原财经杂志首席记者杨海鹏,以及上海裕通的房地产公司老板任骏良等。举报陈旭等人可能涉及2006年包括两名法官在内的四人神秘死亡大案:上海两名法官范培俊、潘玉鸣在接受反贪机构问话后,接受私人宴请时被害;上海商人王鑫明夫妇在接受调查后,也在家中被杀。陈旭并深度卷入了掠夺至少数十亿资产的案件。

第一任妻子丧葬费他人埋单;落马前第二任妻子出境被拒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因长期在上海政法系统担任要职,人脉广泛,能量巨大,所以当地有人称陈旭为上海滩“头号法枭”。

此前“观海解局”曾报道,2008年陈旭第一任妻子患癌症去世,办理丧仪的各项费用,由上海某律师事务所主任埋单。

陈妻去世不久,陈旭和第二任妻子何思颖结婚。上海市仲裁委员会前副主任汪康武有一个是上海某律所首席合伙人。在汪康武的牵线搭桥下,何思颖辞去上海一中院书记员职位,进入该律所当律师。

陈旭落马前曾有媒体人爆料称他的第二任妻子出境时被拒,并依此预言陈旭将是下一个落马的“大老虎”,结果预言成真。2017年3月1日上午,全国法学会系统首个慈善法治研究会在上海成立,陈旭露面并揭牌,而当天傍晚7点左右,陈旭落马。

美媒:孟宏伟事件是习近平和江泽民又一回合

国际刑警组织原主席、中共公安部原副部长孟宏伟上月回国被抓,在其妻在法国报案后引起国际关注,官方随后宣布孟宏伟受查。有关案情内幕持续引起各种分析,美媒文章认为背后是习近平和江泽民的权斗。

美国《纽约时报》10月24日刊发时评人士练乙铮文章分析说,北京方面基本上已经宣布了孟宏伟的判决,因为中共公安部党委发文对孟宏伟进行了受贿指控。他有罪的更多证据是他与名誉扫地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有牵连,“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

文章认为,孟宏伟是在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期间被提拔到最后那个职位上的。而周永康是江泽民的门生,江泽民则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劲敌。

孟宏伟被抓后不久,习近平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时的一名前下属已经接替了他的职务。据此,文章认为,这件事可以被简单地看作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正在进行的、习近平与江泽民之间权力斗争的又一个回合。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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