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0日星期二

和中共警察对比强烈 台北警局开成淘宝店 我也真是服了

作者:孙春龙

台北夜景(图片来源:pixabay)

打开后备箱,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的背包不见了。

这是在台北,宝哥从台北高铁站接我到酒店,下车取行李时发现的。宝哥是我在台湾多年的朋友。

这个包里,几乎有我全部的家当,护照、现金之外,还有我的电脑,这几年写的文章、拍的照片,以及工作的所有资料,都存在电脑里,没有备份。

宝哥一脸凝重,他知道这些资料对我的价值,未作任何犹豫,说了两个字:报警。

对于报警,我没有报任何希望。一是我觉得警察对丢失物品的破案率极低,如同大海捞针;二是我对和权力部门打交道有天生的畏惧,毕竟是自己的错,对方不仅会给脸色,说不定还会被奚落一番。

就在去台湾的一个多月前,我在济南丢失了自己的钱包,也是从高铁站到酒店办理入住时发现不见了,钱包里有我的身份证、银行卡和几百元现金,打电话到高铁站查询,列车上没有,车站也没有。

我有些无助地问宝哥,报警有用吗?宝哥说得模棱两可:“报警了警察就会帮你查。”

我们去的是铁路警察局台北分局台北分驻所,位于台北高铁站一楼。一进门,警察就坐在正对着门口的办公桌前,好像单位的前台,我们大概说了情况,未等警察回话,旁边一位白发苍苍的上前来,邀请我们坐到大厅的沙发上,“别急,天太热,先喝杯水吧?”

老奶奶身着粉色的马夹,是这里的志工。在台湾,所有的服务部门都会有志工,景区的导游、交通协管员、卫生清洁工、荣民之家,只要有需要,就会有人报名做志工。而且做志工需要上网提交申请,统一安排。

心急如焚的我们哪有心情喝水,但是老奶奶就像超市的推销员一样,端着水递到我们跟前,“别急,喝口水再说。”

面前的茶几上,竟然贴着二维码,上面写着,诚挚邀请扫描至脸书粉丝专页按赞,为铁路警察加油打气。

堂堂的警察局,一点都不严肃,让我怀疑是否可以找到自己的背包。

警察让我回忆,背包丢在了哪里。我实在是想不起来,我发现,自从媒体把40岁的人归到中年人之后,我的记性就越来越差了。

我说,我唯一记的在台南候车时背着包,有可能在候车时丢在了椅子上。警察马上拨通台南火车站的电话,经查询没有发现。

那么就是落在了高铁上。我说。警察又根据我提供的车次,拨通了列车组的电话,同样是没有发现。

警察猜测,是不是前往酒店的路上丢了。我们分析,不可能,因为车辆一路没停,到了酒店取行李时就发现包不在了。

我心想,会不会被别人顺手牵羊拿走了。宝哥看出我的担心,肯定地说,不可能有人偷你的包。我没好当面驳他,台湾出了那么多电信诈骗,怎么就不会出小偷呢?

最后的希望,就在台北高铁站了,警察打电话到台北高铁站失物招领处,同样是没有。

我彻底绝望了。

虽然没有任何线索,警察依然让我去做笔录,说做了笔录,他们会将这个信息上网,如果有其他警局捡到包,会联系我。我有些不情愿,浪费时间而已。

“你是不是喝酒了?”警察问我。

“没有。”

“那你的脸色怎么这么红?”

我有些语无伦次地强调,“是黑,我长得黑。”越说,我脸越红,我当时甚至想提醒他,这句话不要写进笔录里。

警察很好奇地盯着我看。宝哥又补了一刀,“他来自大西北,最近又在台湾晒了好几天了。”

我也好奇,为什么北回归线上的台湾人,小白脸那么多。

“你要确保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没有撒谎,否则你将要面临刑事指控。”警察一本正经地说。我一脸严肃地回答:“没有。”我的面前是一个摄像头。这个场面,有点像多年前看的香港警匪片里的场景。

“你保证你今天没有喝酒?”

“真的没有!”

晕,不知道其他人做笔录时有没有这句话。

从开始进警察局,到做完笔录,大概花去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期间,从警局门前经过的人,不停地有人进来问路,坐在前台的警察会立马站起身来,很有耐心地指给对方。有一个路人一时听不明白,警察还出了门,为他比划。

一个位于火车站的警察局,人流量巨大,在大陆都是藏污纳垢、警情不断的地方,在这里竟然在一个多小时里,没有第二个人来报案。

正在我纳闷时,突然,有几个年轻子火急火燎地进门来,看来是大事了!几个警察一拥而上。原来是其中一个小伙子,上电梯时不小心划破了脚,流血了。

那个穿着粉色马夹的老奶奶也挤上前,“别急,先坐在这里喝杯水吧,天气太热。”

警察很快拨打了紧急救护电话,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医生来了,为那位受伤的小伙子做了包扎。

老奶奶和警察的热情劲,如同北京火车西站的假发票贩子。

我真怀疑他们是担心下岗才这么热情。

出了警局,已是晚上8点多,大家都很沮丧,宝哥请我们到楼上去吃快餐。点的鲁肉饭刚刚上桌,宝哥的电话响了,是警察局打来的,告诉我们,他们查了,发现我在台北下高铁时,背着包。

我们迅速回到警局,警察分析说,我的包丢在台北高铁站的可能性最大。警察似乎也很沮丧,因为没有人捡到,就是被偷了,这种情况在台湾很少出现的。

正在无奈之际,一个警察忽然说,会不会在其他所?说完,他立马拿起电话,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

能听得出,他是在询问附近的派出所。我们站在旁边,紧张得要命。

“你们那里有没有捡到一个黑色的双肩背包?”

“没有。”

挂断再拨。就这样,一直打了至少六七个电话之后,终于传来了好消息。我的背包被一位路人捡到后交给了巡警,巡警将它带回了他工作的派出所。

我们激动万分,不停地向警察表示感谢,警察却很萌地对我们说:“一定要给我们好评哟!”

晕,这那里是警局,活脱脱一个淘宝店。

“你们台湾人真好。”我有些贱兮兮地对宝哥说,宝哥却说,“这只是一方面,核心的原因是台湾有严格的法律,如果捡了东西不上交,是要按侵占遗失物罪来惩处,而且台湾到处都是摄像头,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

“人是不分好坏的,好的制度就会造就好人,坏的制度就会造就恶人。”宝哥又补一刀。

搜索发现,真有人因捡到手机未上交而被法办的新闻,最新的一个案子是在2016年12月,一位老人捡到454万元的现金,16个小时后才报案,警方认为媒体已大量报道新闻,而老人不可能没有看到,却迟迟未能交还,以侵占遗失物罪将其起诉。

做过记者的人,好去查究,我搜索了台湾的刑法,真的有这么一条。而民法中的另外一个规定,让我大跌眼镜,关于遗失物,拾得人可以向丢物人索要十分之一的报酬,不过有几种情况是不得索取报酬的:在公众场合或公共交通设备内拾得遗失物,或者拾得人未于七日内交存拾得物,或者受领权之人为中低收入户等特殊境遇家庭。

而更早前,报酬的比例高达十分之三,因为一位贫困的大学生丢失学费,被拾得者索取高额报酬,媒体报道后一片哗然,法律随之修改。

想想,这也是法律和人性的较量吧。

我将在台湾丢包的过程发到微博后,竟然有数千的转发和评论,好多大陆人都遇到同样的情况,失而复得让人意外惊喜。

回到大陆,一直觉得应该给他们点个赞,按照警局的提示登陆脸书,却显示无法打开。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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