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2日星期五

部级特务李储文的双面人生

作者: 陈宣明

中共从建立到发展,一直对教采取利用的策略。1941年9月,中共城工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要利用来组织群众。要把部分党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隐藏”在活动中,在宗教机关内应有“特殊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是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方针。

一九六六年八月的,骄阳似火,红尘滚滚,衡山路上法国梧桐树绿叶成荫。一伙革命群众,在串联来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带领下,闯进国际礼拜堂的院子。众人高呼:打到美帝国主义!揪出美帝走狗特务!

一顿打砸抢后,这伙人逼礼拜堂主任牧师李储文,交出进行特务活动的电台。开始,李牧师还耐心地解释:“礼拜堂是基督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我们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更没有什么电台”。“胡说!电影里的特务都有电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焚烧圣经和宗教书籍的熊熊火光,映照在李储文流着墨汁和鲜血的脸上。他料定,今天这一关是过不去了,于是开口哀求:“小将们,你们误会了,我不是美国特务,请打电话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核实”。还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有见识,立即联系了有关方面。得到答复:“李储文是1938年入党的老同志,马上放人”。众人惊愕,作鸟兽散。

从此,李储文消失在了上海国际礼拜堂里,和信徒们的视线中。直至1972年,上海市革委会公布了他外事办公室主任的任命。

1918年,李储文出生在宁波慈溪的一个基督徒家庭。自小受宗教信仰的熏陶,他立志要以传扬福音,拯救灵魂为终身奋斗目标。在就读教会中学期间,积极参与基督徒青年团契活动,努力研读圣经,还跟从外籍传教士练习英文,取了个英文名Sherwood。做船运生意的大哥,将他引荐给了上海滩的宁波籍大亨,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李储文1937年考取上海著名的教会沪江大学,虞洽卿资助他每年150块大洋的高额学费,并允诺学成毕业后,可进他的公司任职。

1937年,是上海多灾多难的一年。

八月,日军轰炸上海市区,攻占华界。十二月,淞沪抗战全面爆发。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刘良模为首的一群基督徒,与上海各界一起,支援前线,奋勇抗敌。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因坚决主张抗日,1938年4月被日寇唆使的汉奸枪杀,沪江大学师生悲愤万分,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上海战云密布,李储文匆匆读完了大学课程,据他自己说,毕业论文还是别人代写的。李储文进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职。

“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再次获得合法地位的中共,向国统区投身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伸出诱惑的手。鼓吹共产主义理想,挑唆民众对政府的仇恨。情报高手周恩来,在他当年主持中共特科的老地方,招募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才。此时,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李储文,被中共吸收,成为秘密战线的一员上级指示李储文继续留在基督教界,吸收和发展拥共反蒋的力量。多年以后,李储文回忆道:“恩来同志是很有眼光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会接触面广,中共要巩固民族统一战线,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必须团结更多的人,青年会肯定在这方面有帮助。其实,那时候的青年会是依托基督教,但并不以宣教为主旨,而是一个服务社会的社团,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基督教青年会总部撤到西南大后方。李储文等一批青年会干事,奉命在云南等地从事,对战地军人和流亡学生的服务工作。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将学校的一块荒地,交给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会属下的学生公社,办起了学生服务处,设有阅览室、礼堂、娱乐活动室、茶室、淋浴房和理发室等。他们还向背井离乡、贫困饥饿的大学生,提供一碗豆浆和两个馒头的早餐。数十年后,西南联大校友仍念念不忘这顿救命的早餐。

抗战期间,李储文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同工们在昆明的工作,李储文在昆明的那几年,常借用英国圣公会港澳教区主教何明华(Bishop R.Q.Hall)的住所,邀请在滇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人称:飞虎队)官兵,和西南联大教授,华罗庚、吴晗、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叶企荪等著名学者聚会。飞虎队成员中有一些思想左倾的军人,经常造访青年会学生服务处,他们可以在阅览室中接触到《新华日报》,及其他中共宣传抗战的资料。李储文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使这些人在政治上向靠拢。

中共从建立到发展,一直对基督教采取利用的策略。1941年9月,中共城工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要利用基督教来组织群众。要把部分党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隐藏”在宗教活动中,在宗教机关内应有“特殊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是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方针。昔日在国共斗争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基督教中的地下党员有两类:一类是从外部“打进去”的;另一种是从里面“拉出来”的。所谓“打进去”,就是中共派人渗透至教会及基督教团体,以基督徒身份作掩饰,从事对敌斗争,甚至是反基督教的活动。另一类“拉出来”者,指的是中共在教会内部物色那些,同情革命,对现实不满的基督教人士,感化、拉拢他们为中共工作,进而发展成地下党员。

二战结束后,世界基督教青年会为培养中国骨干力量,计划从中国各地青年会中,遴选一批优秀人才,赴美国著名大学深造。入选的有丁光训、李储文、黄培永、王以敦等。已经在日内瓦青年会工作的李储文,既按此计划,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神学。

这一批青年会干事在美国各大学读书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支持的国民党政权被驱逐出大陆地区。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下党李储文等人的理想,得以实现了。他得到了组织上的指示,回国参加建设新中国。

李储文等人回到中国,马上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和奉无神论立场的共产党员身份问题。当年入党后,继续在基督教机构工作的十几年里,他还从来没有面对这个矛盾。

周恩来出来解决问题。中共中央做了一个规定:凡在情报战线、宗教系统里,和统战工作需要的中共党员,不必履行一般党员责任义务,即不必遵守《党章》规定:参加基层党支部活动,按月交党费。其党员身份,属国家机密,严格控制在中央统战部,甚至周恩来本人手中。周恩来在临终前,才对秘书说出:“当年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第一名的杨度,他最后参加了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王冶秋(国家文物局局长)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来源:《华夏文摘》

作者: 陈宣明

中共从建立到发展,一直对基督教采取利用的策略。1941年9月,中共城工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要利用基督教来组织群众。要把部分党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隐藏”在宗教活动中,在宗教机关内应有“特殊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是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方针。

由于这条特殊政策,从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学成归国的李储文,没有公开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他继续回到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担任宗教教育部干事。而后,他被派往上海国际礼拜堂,作美籍主任牧师毕范宇(Rev Francis Wilson Prices)的助手。

上海国际礼拜堂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原名是上海协和礼拜堂,出自《尚书》“协和万邦”,寓意:协调各国间关系,和谐合作。国际礼拜堂位于衡山路53号。1923年由在沪美国侨民,及其他外国侨民集资建造。这座建筑内可容700人礼拜,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基督教堂。上海国际礼拜堂不分宗派,会友包括来自世界各国的基督教信徒,也是访沪外宾的必到之处。1950年,国际礼拜堂推选冯家声担任管理堂务的理事长,他是担任此职的第一位华人基督徒。

1951年,上海基督教各个团体,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会议上,李储文出面控诉帝国主义分子毕范宇。随后,毕范宇牧师被驱逐出境,由李储文担任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兼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三席、原青年会干事吴耀宗,这样评价李储文:他在任何凶险的环境下,都能为中共打开局面。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主席吴耀宗(中)与秘书长李储文

自小熟读圣经的背景,又有青年会干事的活动能力,和美国神学院严格训练的经历,加之纯熟的英文水平,李储文接手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后,做的有声有色。信徒们热衷于李牧师每个星期天主日崇拜的讲道,还认真收集李牧师发表在各个教会刊物上的灵修文章。

但是时间长了,大家发现李牧师很少为礼拜堂的慕道友施行洗礼,也不答应信徒请他主持婚礼的要求。国际礼拜堂的这些圣礼,大部分都是由副牧杨安鼎牧师施行的。这个疑问,到李储文党员身份曝光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李储文担心,如果有一天真像大白,信徒们会有受骗上当的感觉。我们从中,看到李储文内心的纠结,因为他明白,使徒统绪在他的手中是断了的。所谓使徒统绪(Apostolic succession)是基督教教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神职人员手中的权力和能力,传承自使徒彼得,而使徒彼得的权柄来自上帝。

打下了江山了的中共,要开始整顿共产党员信仰宗教的“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了。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就是说,凡成为中共党员了,就不许有宗教信仰,非黑即白,汉贼不两立。八十年后,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依然重申:“党员干部不仅不能信仰宗教,还要做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模范,严守宗教政策法规红线”。

李储文入党以来,一直是在踩这条“红线”。他们那批先有宗教信仰,而后加入中共的人,原以为两者可兼而有之,相益得彰。然而,1966年的那场,无情地击碎了李储文的梦想。李牧师的双面人生,也让许多人迷惘:圣经不是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吗?

1983至1988年,正值中英关于香港主权移交的谈判时期,李储文奉调香港工作。作为中共在香港的代表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的助手,李储文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行政管理经验,获得香港各界人士普遍认可。昔日反帝青年,如今参与从英国人手里收回香港主权。

中国驻港机构人员的医疗保健,都是在广州的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做。这天,为李副社长检查身体的,是欧阳医生。欧阳是上海国际礼拜堂长大的孩子,从小听李牧师讲道,上主日学课程。他籍口支开了随从,当年的师徒在医院的走廊里相认。李储文向欧阳医生了解,文革后国际礼拜堂重新开放的情况,询问那些老信徒们的近况。以后,李副社长每次来广州身体检查,都是交换“情报”的机会。

一位原上海国际礼拜堂的老信徒,想为重新开放的礼拜堂奉献一部电子管风琴,无奈中国海关不放行。他找到人称“地下港督”许家屯的助手李储文。当年的李牧师,协调解决了这个难题。自此以后,凡有国际礼拜堂人士访问或途径香港,李储文都会请吃饭,关切教会各项活动情况。这在当时,还是犯忌的举动。

2000年的一天,大雨滂沱,李储文在欧阳医生的陪同下,来到国际礼拜堂。他缓步走在礼拜堂的各个角落,还登上那个五十多年前站过的讲台,并拍照留念。

(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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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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