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6日星期日

杜斌新书:共军围长春致数十万人饿死 比南京大屠杀更惨

今年是国共内战中饿死数十万人的“长春围困战”爆发70周年。一本由中国大陆研究者撰写的“长春饿殍战”在台出版,企图贴近历史真相,也希望当权者能为这些牺牲者立碑。

杜斌估计在350天围城的死亡人数,在37万到46万人之间。

此书作者杜斌曾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摄影记者,“林昭奖”得主,著有“天安门屠杀”、“上访者”等书。他是大陆官方的头痛人物,曾在2013年被北京公安局秘密逮捕,在看守所待了37天。

但是,对真相的探索,以及对人道精神的重视,再次让他选择了长春围困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他接受中央社记者专访,谈为何要“自不量力”撰写这个萦绕心头多年的作品。

1947年11月4日到1948年10月19日之间,中华民国国军与中共军队内战正炽,当时共军东北野战军总司令林彪为了夺取长春,截断敌人退路,决定采取封城战略,不让粮与柴进入,也不让居民出城,增加国军的粮食压力和心理压力。此战略获得毛泽东等人同意。

饿得奄奄一息的孩童,无力驱赶满身的绿头苍蝇;因饥饿不愿耗费体力,区男女顾不得羞耻直接在众人面前上厕所;长春黑市出售人肉,每斤流通券150万;这些都是书中所记录的真实景况。

1948年10月19日,共军入城受降,部分国军官兵早已饥饿得无力突围。共军领导视长春围困战为国共内战的决定性胜利之一,然而,这“兵不血刃”取得胜利的背后,代价是数十万人饿死。

杜斌在书中根据人口资料变化,以三种算法推估这场350天围困的死亡人数,得出结论在37万到46万人之间。

“长春饿殍战”一书选择在台湾出版有其原因。杜斌说,在大陆不可能出版,而香港自铜锣湾书店事件后,政治类禁书的销量大减,从香港入境大陆的海关审查变严,这类书的市场萧条,“有些香港印刷厂也不敢印我的书”。

此外,长春围困与中国国民党有关,在台出版有意义。“我希望台湾关心大陆的人,包括国民党的后人去看一看,看他们的先辈都遇上了什么”。

2009年,杜斌从作家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中读到长春围困战,感到十分吃惊,认为有必要弄清楚史实。

谁该为这场人间惨剧担起罪责?杜斌认为,用大规模饥饿威吓敌方屈服,是一种反人类的野蛮暴行,中共采取这项策略,而且不愿意放行已经出了城、在缓冲区(称“卡子”)等待离去的难民,任由他们饿死,当然要负最大责任。

但他认为,国民党也非完全无辜。国军为减少人口压力,曾启动疏散长春市民到城外缓冲区,却对市民严密封锁共军不放行、已有大量难民饿死的消息。此外,空投的粮食也是分给国军而非平民。

战争的残酷,让“人道”二字显得奢侈。

杜斌说,饿殍问题直到今天仍是笼罩在长春人心中的阴影,当年饿死许多难民的“卡子”区,今天房地产的价格比其他楼房还是低一些,而有些买房者还是有顾忌。

这本“长春饿殍战”采用“编日体”呈现,逐日呈现围城对军民造成的影响以及两军的思路,纳入作者对幸存者的访谈、国共的机密电文、受围困国军无法寄出的信件、已出版的公开或内部资料、围困期间的报纸报导,还有远从英国买回并请人翻译的日文资料等。

曾有人劝杜斌,可以好好把这些材料写成引人入胜的小说,但他认为,这段历史背负了那么多人命,是很严肃的事,不能像小说一样演绎。另一个考量,则是一本书出来后,一定会有不同立场争论,如果书本是清清楚楚的史料呈现,被扭曲或辩驳的机会就少。

他认为,自己这本书是历来有关长春围困战资料最全的书,透过史料,一点一点勾勒出70年前那场围困。“最重要的是,要给被饿死的人一个说法,还有,这样的惨剧不要再发生”。他主张,要为这个事件的罹难者立纪念碑,向他们道歉。

由于中共对这场围困战档案史料严格管制,还是有一些关键性的决策内容外界无法得知,杜斌对此表示遗憾,但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杜斌说,真相本身就有力量,不需要作者加诸个人,要相信读者的评断,“这本书就是为了想要了解真相的读者去写的”。

来源:中央社

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有20至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

来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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