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2日星期一

李克强遭遇“政令不出中南海” 金融监管权斗激烈 央行反击银监会

胡锦涛温家宝当政时期,外界称“政令不出中南海”,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一再遇到这种窘境。陆媒报道,在过去5年多来,李克强为此专门召开了50多次国务院常务会,多次发怒。近日,中共央行和银监会就防控金融风险中央行职责调门相左,互不买账。

中国网2月11日报导,本届中共国务院5年来,召开了近200次常务,超过50次审议与“放管服”相关的议题,是当仁不让的“重头戏”。

所谓的放,就是中共各级政府该放的权一定要放;管,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服,让民众少跑腿、不添堵。报导说,通过“放管服”,审批公章要越来越少,“奇葩”证明取消。

李克强曾在2016年3月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称,“简政放权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坚决破除寻租‘潜规则’,以减权限权促源头反腐。”

李克强在2015年4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曾批中共“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是“闹笑话”。

同年4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再次狠批政策被“卡”现象:国务院领导“常常半夜拿到特急文件立刻就批了,但有些部门、地方的文件却经常在那里原地‘转圈’。”李克强怒道:“不能让文件再在处长、司长那里一层一层地画圈了”。

石实说,但放权就意味着中共各级官员不能再利用一些审批权而敛财,所以就形成了中共整体利益与官员间个人利益的矛盾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局仅为一个“放管服”就专门开50次国务院常务会的原因——放权遇到各级官员的强力阻击。

石实表示,在中共专制制度下,是人治、不是法治,各级官员都是特权思想,就是想利用权力敛财,如果在民主的体制下,官员都是民选,你不好了就得下台。所以根本上来说,还是体制问题,不废除专制体制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中国金融监管权斗激烈央行反击银监会

据《财新网》2月11日报道,中国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表示,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风险事件频发,凸显防控化解风险的紧迫性。但由于各方对风险症结认识不尽相同,开出的药方也各有差异。在当前金融乱象频发的环境下,应进一步强化央行的统筹作用而非简单的协调作用

这和此前官方表态不同。

2017年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金融会议上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该会议闭幕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7月17日主持召开央行扩大会议,其中提出,中国央行要“履行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加强金融监管协调”。

2017年11月8日,官方发布消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并且明确定调: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机构”

2月6日,中监会官员撰文表示,中国金融行业完全实行综合条件尚不成熟,仍应分业经营。

中国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李文红发文认为,当前中国完全实行综合经营的条件还不成熟,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有必要保持分业经营这一基本框架。做出这一判断主要是考虑到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态在盈利模式、资金来源、风险承担、企业文化等方面具有区别和目标冲突,以及中国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体系还不健全、金融监管有待进一步提升等因素。

李文红表示,总体上看,中国的金融业总体仍保持分业经营格局。实行适度分业经营制度,有利于实现风险隔离,防止局部风险交叉传染而放大为系统性风险。

在徐忠的中,疑似反击中国银监会。徐忠表示,从中国情况看,无论是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决定,以及十九大提出的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的双支柱调控框架,都集中体现了监管改革的方向是加强央行统筹、完善体制、补齐短板、堵塞漏洞,而非回归分业老路。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以至于官方多次提出防控金融风险。2016年以来,有一个词语在官媒报道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就是“防控金融风险”。在2017年,维护金融安全首次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当局更是反复提及“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徐忠的文章似乎也有向当局喊话的意味,他写道:近20年的实践表明,由于央行没有监管权,但事实上承担救助责任,权责不对等,难以有效应对监管宽容和道德风险,导致处置成本高昂,无法及时防范和有效化解金融风险。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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