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30日星期二

太悲惨 刘少奇之死被删去的真相

刘少奇,1898年生,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最高权力圈子中的第二号人物,1966年8月失去权位,1967年在中共报纸上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9年10月被中共中央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遭到长期囚禁和折磨。1980年2月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并宣布刘少奇已在1969年11月10日死亡。作家王友琴撰文《刘少奇和文革暴力》,披露刘少奇之死鲜为人知的细节。

1、百姓之死与高官之死

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没有被北京封锁之前,笔者曾经收到两位读者的来信。他们说,“网上纪念园”展示了大批身为普通人的文革受难者,他们的名字和悲惨遭遇,三十年来媒体从未提起,现在网站上被明确记录和公布,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同时,他们也问,为什么这个网站没有列出身居权力高位的文革被害者?其中第一个就是刘少奇,还有陶铸等人。

确实,1966年8月以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陶铸则在刘少奇失去权位的同时上升为第四号人物,都在文革中被囚禁和折磨,然后悲惨地死去。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所记录的受难者,一般来说,都是普通人,不在权力阶层中居于要职,这些普通人在文革后虽然得到“平反”,但是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从来不能在媒体上被公布和记录。

百姓之死的被隐瞒或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图景因此而改变。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长期不被记载,文革的罪恶在记载中因此变得轻浅。在笔者看来,千万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图景的中心,因此笔者在过去十多年中,尽力查访这些普通人的名字和故事。

刘少奇不是普通人,但是也是文革的受难者。他的特殊地位,使他的名字广被人知。但是他遭受了怎样的折磨、他自己怎么看待他的遭遇,却成为极难澄清的事实。在民主制度的国家,获选而上台的领导人,广被人们所了解,他们失去了普通人所能具有的很多隐私权。在没有选举制的国家,情况恰恰相反――最高权力圈子始终是神秘的,领导人物绝对不被大众所了解。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保持神秘性乃是为了保持未获人民批准的权力。这种神秘性有助于强化那种权威。最高权力圈子不是人民投票选举的,也不受新闻媒体的监督。他们需要跟人民保持距离。

文革中,普通的“牛鬼蛇神”,被交给普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斗争”、折磨、甚至杀戮;但是刘少奇和陶铸这样的高层领导人物,却一直被另行监禁,是放在当时最高权力中心的直接控制下的。

也就是说,高层权力圈子的某人如果也成了“牛鬼蛇神”,仍是要跟与他们“斗争”的“群众”隔绝开来的。刘少奇被“打倒”之后,数十万北京的和市民,在中南外举行了一个月的“揪刘”行动,这一行动得到文革高层领导人的鼓励支持,却始终没有让这些“造反派”见到刘少奇本人。刘少奇只被交给他身边的中南海造反派“批斗”,这是有纪录片为证的。

至今,中国仍然不公开文革档案材料,即使跟普通人有关的档案都不准人们阅读,更遑论高层领导人,如刘少奇的了。

斯坦福大学的退休历史教授范斯莱克,在他的中国历史课上曾经讲到,对中国上层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好像是在一个舞台前,幕布只升起来了一点点,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脚在舞台上移动,却看不到、也听不到其它部份。

这是一个形像的比喻:“我们只看得到一些脚的移动”。

2、一个被删去的细节:后被绑在床上的最后六个月

在毛泽东死去四年以后、刘少奇死去11年以后,1980年春天,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并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同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刘少奇生平及革命功绩的文章。

就在那期间,一位老作家和老共产党员,告诉笔者一件事情:由于一篇和她有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她去访问该报总编辑胡绩伟。他们在延安时代就认识。在胡的办公室里,她偶然听到了这位总编辑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上的谈话。

她说,胡绩伟和王光美在谈修改一篇将要发表的文章,是关于刘少奇的。那篇文章中写到,刘少奇在被隔离囚禁以后,瘫痪了,还被绑在床上六个月,直到死亡。《人民日报》要删去写进文章中的这一细节,胡在电话上告诉“光美同志”,请她同意这样做,为了“党的形像”。

这位老作家对笔者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激动,她说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已经瘫痪了,不能走了,还要绑在床上,还是党的副主席,真是不像话。她说,她为这个党感到羞耻。

其实,报纸删去这个细节,也是应该感到羞耻的。

笔者查阅了1980年给刘少奇平反前后的《人民日报》,果然没有读到任何文章中谈及刘少奇最后六个月是被绑在床上的。这一个细节,已经被删除了。

在同年年底发表的刘少奇的儿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8日)中,也没有提到绑在床上的这个细节。

但是,六年以后,在1986年出版的高皋、严家其所着《文革十年史》书中,写道:“没有人帮他换洗,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78页)。

《文革十年史》在上市以前就被禁止公开出售。两位作者在1989年流亡国外。笔者曾经询问他们上述引文资料来源。他们说一定有出处,只是写作此书的材料都留在北京无从查找。

1996年出版的《文革档案》(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书中,也有这个细节(286页)。这本晚出的书里保留了这个细节,显然因为不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么醒目,或者因文革已经过去多年,刘少奇的事情不再被人注意,所以出版物审查者未再注意这样的细节。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刘少奇是否被绑在床上,相比于他被迫害至死,似乎仅仅是个细节问题罢了。

但是,《人民日报》删除这个细节,在保卫“党的形像”方面,确乎是有作用的。

把一个已经瘫痪的人绑在床上,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唯一的解释,是故意的残忍,是虐待!

在刘少奇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些别的细节,也相当可怕。其中一个是,1967年9月,把刘少奇的妻子逮捕并且把刘少奇的子女赶出家以后,在中南海刘少奇的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

中共其它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也住在中南海。在那里连夜动工构筑一堵禁闭墙,一座监狱,一方面当然是毛泽东等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虽然听起来就象春秋战国篡位和夺权的故事,另一方面,难道也是因为他们喜欢就近欣赏刘少奇的悲惨境况?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一文中还有另外的一句话,“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疗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药,比停止维生素,会带来严重得多的后果。

《文革十年史》中写道:(1969年10月)“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由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期卧床,又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上蒙了一条白色床单。”(181-182页)这本书的作者之一高皋是一位医生,比一般人对疾病更有知识。

连夜筑墙禁闭、禁止糖尿病用药,也是很残酷的手段,但残酷程度,都没有把已经瘫痪的老人绑在床上那么直观、具体,一听就懂。所以,《人民日报》首先删除这个细节,因为这确实是最为阴森可怕的一个细节。可以说他们“删”得非常符合他们的用意。

这只是笔者极偶然听到的一个情节。

作为红墙外的老百姓,应该问,还有什么被删节了?还有什么从来都没有写下来?

实际上,不会有回答,而且,在下文中可以看到,这种对历史事实删节和对文革罪恶的删节,继续在进行。

3、解释刘少奇之死

从官方媒体公布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的最后经历大致如下: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刘少奇从第二号人物变成了第八号。不久以后,学生“造反派”贴出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1967年1月,刘少奇在中南海里面被“斗”,刘的专用电话被拆除。4月,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被30万人“斗争”。刘少奇则被《人民日报》不指名地称为“党内最大的走道路的当权派”。7月,几十万“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墙外“揪刘”一个多月。8月,刘少奇和妻子在中南海中遭到大会“斗争”并且被殴打。9月,刘的妻子被逮捕关进监狱,子女被赶出中南海,刘被新筑的高墙禁闭在原住处。

1968年夏,刘少奇病重。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1969年10月,刘少奇处在随时可能死亡的病危状态,被送到河南开封,放在开封政府的大院内,继续监禁。11月13日,刘少奇死亡。

7年以后,1976年9月毛泽东死亡,毛死后又过了三年半,刘少奇得到了“平反”。他的罪状,也都一风吹了。

人民不准询问:这一切是到底为了什么?中共官方很快就有一套关于文革和刘少奇之死的理论:主要责任在林彪四人帮,不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

接着,在1980年新发行一百元钞票上,印上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四个侧面头像。在钞票上,他们四个人紧紧相依,亲密无间,好像阴谋、迫害和谋杀,从来没有在他们之间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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