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9日星期四

高房价扭曲人们的价值观

作者:韩和元

本文作者为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韩和元

第一节杜琪峰与华尔波尔们的愤怒

关于投机泡沫对消费和的挤出效应,已经得到了人们足够的重视,但对于扭曲人们的价值观,显然认识不足。事实上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这比对消费和创业的挤出所带来的伤害远要大得多,且这种改变将会是永久的。

2016年3月,一则关于房市的新闻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新闻说,某上海的买房者于2015年6月份买入一套房产,到2016年3月时房价涨了500万。新闻说,在这短短8个月的里,这位购房者的收益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七八十。[1]如果按照其后上海房价的走势,到2016年9月时,这个收益率应该超过了100%。也就是说,这位购房者于短短一年时间里,他的房子涨了足足六七百万有多。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A君月纯收入为17000元,那么他需要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的干上30年。而有关却显示,2015年上海的平均月薪为6774元。[2]也就是说,辛辛苦苦努努力力的干上30年,甚至更长时间,还不如买上一套房。确实,于这样一个泡沫化的时代,由于“资产价格的,为投资家带来了亿万的财富。这是流量收入远不能相比的巨大财富,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混乱。汗流浃背、辛勤劳动的所得,远不如金钱游戏带来的利益,必然对劳动积极性产生极坏的影响。”[3]

“干30年不如买套房”,事实上已经成为很多购房者的内心写照。这句话也足以使那些相信勤劳可以发家致富的人为之气沮,它也在提示着人们,上班不如炒房。但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西斯蒙第(Sismondi)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里所强调的:“劳动和节约对于全体社会成员和单独个人一样,都永远是正确的,并且是财富的源泉。”[4]可现实却是,在炒房赚钱的诱惑下,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说法,实在显得有点苍白无力。

从2015年12月开始,中国的楼市吸引了太多的关注,人们呈现一种疯狂的状态。事实上早于2011年,香港知名导演杜琪峰也曾感慨过,他说:“这个年代,房子每天都在涨价,涨到我都要说粗话了。每天都有很多人来问我卖不卖房,买不买房,要是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还有心情工作吗?这样下去,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未来,小孩会怎样?”是啊,整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长此以往,这样的社会是不会有希望的。

飙升的房价,对很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形成了明显的误导。这于国家于民族而言绝对非富。长远的健康发展,都不可能建立在过度的资产性繁荣基础上,实体经济的坚实,才是根本。从社会价值来说,劳动致富,实干兴业,创造光荣,永远应该是主流;资产性获利,只是一种补充;不劳而获,热衷投机,则可以说是一种羞耻。全民炒房炒股,甚至巨量金融资产转战楼市股市,绝非国家稳定健康发展之福。由于投机兴风作浪,少数城市房价失控,使得国人一房障目、变得短视,也使得社会资本和聪明才智的投向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事实上早于1634年,郁金香热时期,荷兰人就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对那些郁金香的占有上,人们甚至连当时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人口问题和工业问题,都置之不理。也正是因此,当时的世界霸主荷兰就此与第一次革命擦肩而过。为此,钱塞勒表达了他对这种癫狂和扭曲的愤怒。在《金融投机史》一书里,当他谈到荷兰郁金香热时,他这样写道:

住在莱顿的植物学教授埃夫拉尔·弗斯提亚斯非常厌恶郁金香,只要一看到就会用手杖打个稀巴烂。因为它能让人不劳而获,所以这场投机泡沫违背了加尔文教派的工作伦理。正如“真心话”在《对话录》中发出的质问:“如果能够以这种方式赚钱,商人还需要苦心经营?冒险家还需要冒着无比的风险,跑到海外去销售商品吗?们还需要学习技艺吗?还用得着在田间辛勤劳作吗?船长还需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谋生吗?军人还需要为了那点微薄的军饷而去干冒生命的危险吗?”[5]

南海泡沫时期的罗伯特·华尔波尔(Robert Walpole)显然也持有相近的观点。这位后来为南海泡沫收拾残局的政治人物,早在英国国会下院讨论“南海方案”之际,就曾大声疾呼表示反对,他所基于的理由是:“这将会是扼杀我国工商业天才的一次危险的股票投机行为。它会像危险的恶魔一样,使人们沉睡在财富从天而降的幻想之中,不再相信踏实的劳动,它会把人们引向歧途。这个计划的实质是无比邪恶的,它只会让大众陷入长时期的疯狂而不能自拔。”[6]

1986—1990年股市大泡沫时期的中国台湾就是典型的例证。当时,牛市带来意外财富,让台湾地区各阶层都沉迷其中,许多人离岗跑去炒股票,造成产业劳工短缺。唾手可得的意外财富让很多人无心工作,股市当时是9点开盘,12点收盘,炒股的太太们在收盘之后,先找一家像样的餐馆吃饭,下午就去唱歌、跳舞、逛百货公司。事实上2015年股市疯牛时,中国 大陆亦是如此。在股市向好的那段时间里,朋友圈常常被“股市那么火,我想去看看”“回家炒股”等辞职申请刷屏。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人人都辞职去炒股炒房了,那么敢问谁来工作?如果企业再没人工作,企业又如何能正常运转?企业如若不能正常运转,社会财富如何制造?同样,如果学校里,教授不再授课,学生不再上课,那么人类的文明又该如何传承?人人都不安所业,最后这个社会会是怎样一幅景象呢?关于这个景象,事实上大家是可以试着想象一下的!!

第二节不务正务的企业

由于资产价格的上涨,为投资家带来了亿万的财富,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还有大量的企业。辜朝明在他的《大衰退》一书里曾提及,“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资产价格以骇人听闻的颓势暴跌,极大地破坏了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企业的资产负债表”。[7]从这里可见,当时日本的企业也是积极投身于炒股炒房的投机运动中的。是啊,于企业而言,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业收益的话,试问谁还会认真对待等正常的经营活动呢?只是一个企业在研发、市场和质量把控上都不肯投入,怎么会有可持续的竞争力?这种少投入甚至不投入,力求从实业中抽走资金的收割战略,不仅发生于泡沫时期,泡沫破灭后仍然是如此。我们且以日本为例来予以说明。

在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产品和服务是竞争力的主题,也就是说,所谓的竞争力,其实质是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竞争的能力。由此,也可以说,国家(区域)竞争力是建立在其企业的竞争力基础之上的”。在他们看来,所在地的企业具有竞争力了,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也就自然上来了。美国之所以能取代英国,跟卡内基钢铁公司、美孚石油公司、摩根银行、通用电气公司、福特公司、IBM、微软甚至今天苹果公司的成长不无关系。同样,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也跟松下公司、三菱公司、丰田公司、索尼公司等企业的发展不无关系。

同样,这句话反过来亦可表述为,当一国(地区)企业的竞争力明显下滑,也就意味着该国竞争力也处于下行的态势。今日的日本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知道,日本的消费电子产业,是驱动其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但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个词就能够形象地说明,那就是:全面沦陷。

如果把一年一度的上市公司年报发布比作一场电影颁奖礼,那么2014年的“金酸莓奖”(GOLDen Raspberry Awards)当之无愧的得主应是这三个倒霉蛋——夏普、索尼、三洋。据报道,处于困境的夏普正面临全面降薪以缩减成本,无独有偶,三洋更被曝出将退出历史舞台,着实令人唏嘘。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2014年3月底的财务季度中,夏普净亏损超过1000亿日元。索尼的日子显然也不好过,日本媒体更是形容其为亏损已成常态。据有关资料统计,索尼在近7年内,亏损额达1.15万亿日元。但这两家显然还不是最悲催的,最悲催的大抵要算三洋了。三洋电机最后的股份将于2014年3月31日正式转让生效,接手方为一家投资基金。这家巨头的衰落从2007年就开始了:2007年5月,通用电气获得三洋电机信贷公司全部股份;2008年11月,松下宣布收购三洋电机;到了2010年8月,松下获得三洋电机80.77%股份,之后将三洋完全子公司化;2011年3月,拥有57年上市历史的三洋电机从东京证券交易所退市。如今,三洋已成历史。麻烦缠身的日企显然不止这三家,近几年,日企的颓势是有目共睹的。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日本的企业竞争力下降得如此之快,是哪些因素制约了其产业的转型升级(爱基,净值,资讯)?毕竟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资产泡沫大崩溃后,日本深陷失落已距今20多年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根本看不到它能够走出衰退的任何迹象。

对于日本的衰退很多人提出了解释,主流的观点是,日本的衰退是“广场协议”造成的,日本国内的主流看法都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冲着日本而来的,是美国胁迫着让日元升值的,美国想通过牺牲日本,来解决自身的“双赤”问题。

但从经验事实来看,这一观点并没能获得充分的实证支持。德国和日本最具可比性,盖因两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制造业都对两国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两国的经济增长都很快,且都于20世纪60年代相继成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

“广场协议”中明确规定,不仅是日元,德国马克也应大幅升值,事实也是如此。由此可见,美元的贬值并不只针对日本,还有联邦德国。更要紧的是,其贬值幅度也非常相近。所以,那种日本为美元贬值单独买单的论调是颇值得商榷的。

那么,真正的原因何在?我认为其根源可追溯到1986—1990年的日本大泡沫。泡沫使企业家价值观的严重扭曲。我们知道,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要素,就是企业家的才能。但如果我们的企业家们将自己的精力全都放在了赌博投机上,哪还有精力来做好企业?即使泡沫破灭后仍是如此,只是企所持的心态不同罢了。前期是预备通过收割战略来筹集资金再去投机,而后期则是求存。

这一轮升值泡沫不仅给日本带来了一场繁荣幻觉,也给它带来了巨大的财政亏空。随着泡沫的崩溃,在日本,企业、个人都因股票和房地产一事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面对战后最严峻的经济形势,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宏观政策,这些政策包括长期维持的零利率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自1992年3月起到1998年11月止,日本政府就先后推出了11次刺激经济回升的景气对策。更重要的是,1998年11月的应对远不是应对的终结,而仅仅是新一轮的开始。但结果呢,除了无补于事之外,只是徒添了许多的伤害。

欧文·费雪、辜朝明都曾指出,很少有企业会在面临严重的资产负债表问题时,还会将企业的目标设定为利润最大化。事实是,恰恰相反。早在1933年,基于对当时的金融危机的分析,欧文·费雪就明确地指出:“当高度负债的个人和商业(0.21-1.88%)机构陷入金融困境时,他们通常不是进一步扩大投资,而是都会选择卖掉资产用来偿还债务。”辜朝明也认为,这个时候任何一个负责的、诚信的、理性的企业,都会将企业的运营目标从原来的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以保障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不至于进一步恶化,而至企业破产倒闭。

上述观点在泡沫破灭后的日本,得到了最好的证明。这些企业和个人,为修复其严重恶化的资产负债表,而不得不努力归还债务。也正是因此,在1995年时,日本将利率降到了0,但无论是日本企业还是个人都没有增加借贷。相反的是,当这些企业和个人赚到钱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加大对科研技术和市场的投入,而是加速还贷。“到2002年和2003年,日本的净债务偿还额,已经上升到每年30万亿日元以上的空前规模”[8]。

为了努力偿还债务,尽快修复糟糕的资产负债表,这些企业就不得不拼命地节衣缩食、控制成本。如此一来就自然对其经营行为中的科研、市场乃至于质量的投入,都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长此以往对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怎会不造成巨大的伤害呢?!

于第一个失落的十年期,日本企业还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大量利润,并用它去偿付当初因赌博经济而落下的亏空。但当日本步入第二个失落的十年期时,这种危害就开始全面凸显出来。

对于2010年的丰田危机,《国际商报》的汽车主编何仑就认为,丰田汽车不顾一切控制成本的思想导致了那次全球性危机。他说:“很多丰田车没有经过现实的路试,只是进行实验室里的模拟实验。其实很多车子问题在实验室里是发现不了的。丰田的新车上市时很少宣传自己经过多少公里的路试,因为路试成本太高了。”[9]丰田汽车的问题显然不是孤立的,事实上其他的很多日本企业情况也许比它更糟,松下、索尼的亏损正是这一结果的具体表现。

第三节深圳老板的无奈和东莞老板的不幸

这样的情况再度发生,只是国度由日本变成了中国而言。

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中国A股有1305家上市公司有投资性房地产,投资规模合计达到5951亿元,占两市2947家公司的44%。一个企业不肯在研发、市场和质量把控上投入,而是将资金从主业部分抽走,拿去投机炒房,这样的企业会形成核心竞争力?这远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炒房最赚钱,干脆关厂买房。

王先生是一位有着20多年创业经验的企业家,最近他开始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他是做实业的,是家生产型企业,有近300个员工,其主要客户是那些国企和上市企业。按照现在深圳的工资水平,加之他的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员工待遇自然要好,现在员工的月平均工资5000多元,加上各种保险和公积金,他每个月要承担每个员工6000多元的成本。就人力资源成本一项,他每个月的开支近200万元。外加厂房、电费、水费、税费和各种公关费用,每个月的开支超过300万元。这300万元的费用属于典型的固定成本,是不管刮风下雨都得支付的。

但问题却是,虽然他的客户不错,放到过去,这是非常好的业务。但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当下,这个过去看似很好的业务,却成了他的痛苦来源。客户的回款越来越慢,账期越来越长,按照正常的财务算法,原来平均每笔单有36%的毛利,这是相当不错的行业和收益,但是现在客户的款回不来,账期从原来的一个月一结算,变成现在半年一结算。也就是说,产品生产出来了,也卖了,但货款却迟迟不得收回。

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营,王先生不得不自己大额垫资。他自己估算了一下,就2016年上半年,他已经垫付了三千万的货款。而且根据现在的形势,只有可能越垫越多。这让他倍感压力。

原本他认为只要自己坚持过了这段艰难的时期,好日子就会到的。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日益紧张的资金链,让他自然而然的想到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并不简单,当他去银行咨询贷款的时候,银行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房产吗?在当下的深圳,相对于房产而言,公司的经营状况和项目本身根本算不了什么,就算你是乔布斯,拥有最好的手机产品,如果他在中国,依然是一毛钱也贷不到。王先生只好将自己住的房子抵押到银行,花了很长时间,终于贷到了八百万,这样才使得公司业务正常运转。

王先生说,他累了,当下如果还要坚持做实业无非是找死。他的打算是,等今年将所有的款项收回,便不再扩大生产,而是预备慢慢地将原来工厂里的员工分流,再将工厂关闭。对于未来,他给自己拟定了两条出路:一是退出实业,把实业交给国家去做,自己也从事投机投资,做轻资产的买卖;二是变卖家产移民。王先生最后会如何选择,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三年以后,中国又少了一个踏踏实实做实业的老板,同时,或是多了一个炒房的炒客,或是西方多了一个消费的富翁。

但唐老板则不同,他的选择非常明确。这位唐老板就是前面提及的华夏时报新闻里的主角。他是一家工厂位于东莞的灯饰厂的老板,在工厂最忙时,他曾有100多名员工。而他工厂的订单多数都来自于国外市场,忙碌时他的工厂车间连续几个月都处于加班状态。“后来生产逐渐下滑,加班很少了,一是订单减少、价格下降没钱赚了;二是员工工资一直在涨,减少员工又导致订单主动减少,还要倒贴钱来发工资,你说不关门干什么?”唐先生感慨道:“忙得焦头烂额收入还不够给员工发工资,还不如早些上岸解脱。”基于这样的认识,唐先生于2014年下半年果断关掉了他的工厂,回到了广州的家。

他资金终归是要寻找出路的,干什么好呢?他意识到最好赚钱的还是买房子。碍于广州限购,这位前企业主不得不动用了其亲人的指标,前后陆续买入了4套大房子。“幸运的是买了房,不幸的是没买更多。”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这位前企业主笑着说。“我辛辛苦苦做了十多年工厂,还不如买了几套房子赚钱。做企业赚钱后要不断加大投入,竞争大压力大,连觉也睡不好,买房子躺着也能赚大钱。”

这些例证无不说明,在与高房价共舞的氛围中,企业主越来越短视——人们梦想通过不劳而获大发其财,这也扭曲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企业主热衷于资本运作而忽略实体经济,这种金钱游戏没有工业的那种劳动生产率,从而会逐步的削弱企业的素质。就是说,企业如果只期望通过金钱游戏来谋求近期利益,那么它必然会失去发展活力。而社会如果只期望通过金钱游戏来谋求虚假繁荣,那么它就会失去发展方向,从而给社会经济,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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