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7日星期二

1957年农民发牢骚:给地主做长工 都不愁吃饭

炎黄春秋》2011年曾发表党校教授的文章披露,在中共乱政之下,大跃进开始前的1957年,的生活水平已普遍下降,吃不饱饭的农民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有百姓开始怀念“解放前”。文章分析,这种反映民间疾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潮流,可能是毛泽东急于开始“反右”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毛泽东不顾人民疾苦,于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直接导致了饿死数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

《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曾刊登《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一文。该文作者王海光,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指,195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是普遍的。从文中列举的反映,从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村就开始饿肚子了。当时报刊说合作化增产粮食,这从人们的生活经验上是不支持的。从各地“右派言论”中反映,大家都认为这是造假撒谎,纷纷从自己亲身感受予以反驳。毕竟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和官方媒体的宣传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大家连同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12年规划,也认为是欺骗人的,并不相信会真的实现。所以,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官方报道,其真实性都是大可存疑的。

另外,一般人对上世纪50年代人民生活的认识是:在统购统销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急速恶化的,而工人则是长工资比较快。在1956年工人还普调了工资。但从材料中的工人生活感受来看,这个认识并不完全。工人虽然长了工资,但物价也都涨了,实际生活水平还是下降的。由此可以得出新的认识:19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拉大了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但这个差距的拉大,不是由于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工农生活水平都在降低,只是农民的生活降低的更快更大,工人的生活是明长暗亏,由此产生的落差。所以过去一般说的,1950年代工人生活有多么好,这是和农村生活比较的说法,实际上未必如是。

文章称,合作化使中共在农村基层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统治危机。在1957年的鸣放言论反映,当时人们生活对比参照系主要有二:一是合作化前,一是1949年前。老百姓因为生活困苦而口出怨言,动辄与解放前比,有的直接骂到毛泽东、中共和政府头上,表达对共产党领导的牢骚和不满。

文章举例称,浙江象山县的老百姓说:“毛泽东法宝大勿过。当初哄大家分田地,现在又叫阿拉进合作社。……过去给地主做长工吃饭还要愁吗?共产党领导办合作社,到社会主义弄得人没有饭吃,牛没草吃,猪没糠吃。这样下去,宁可蒋介石回来,宁可给美国人一个原子弹炸死。”

江西萍乡县是中共革命老区,流传歌谣说:“毛主席领导好是好,再过两年有米讨;毛主席万万岁,买什么东西都站队”。

新建县流传歌谣说:“总路线在过渡,老百姓在饿肚”。(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58页。)

许多中共基层干部也都感到了共产党在农村社会出现了统治危机。

用浙江安吉县的一位基层干部的话说:农村党员中,“积极可靠只占40%,有50%的动摇,有10%的也反对共产党”。群众中“实足有70~80%的人反对共产党”,“现在走路也讲共产党不好,吃饭也讲合作化不好,甚至在大街上公开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5页。)

其他地方的基层干部也都有类似性的语言,认为中国要出“匈牙利事件”,一定出在农民身上。

从这些“右派言论”中可以看到,中共在搞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让老百姓走到了普遍贫穷的地步。工农群众和普通百姓的利益都受到了伤害,又以农民的利益伤害最大,广大民众对此是不接受的。

当这些来自民众社会的不满情绪在整风运动中被释放出来,立刻产生了连锁反应,形成了反映民间疾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潮流。相比那些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知识精英的煌煌大言,这些来自民众切身感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对共产党的统治可能是更具挑战意义的。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对这类人心汹汹的民众言论自然有特殊的敏感性,因为这才是真正最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言论。毛泽东之所以对整风运动紧急刹车,迅速转到了“反右”运动,担心民众会借机闹事造反,可能是比听不得“右派”逆鳞之言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文章称,整治民主党派的“引蛇出洞”的钓鱼说,与“蛇无头不行”的法、术、势,实在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所以也可以说,这些“右派言论”中反映的民瘼疾苦,不仅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舆情,也可以对“反右派”运动发生的多因背景有更大纵深的了解认识。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

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

上述文章显示,在1957年时,农村已经普遍有吃不饱饭的情况。而1958年由毛泽东发起的“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直接导致了1959-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

中共内部解密文件中透露:在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后,合计全国饿死3,755.8万多人!具体数据如下: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1.7万多人。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而且,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负2.4%;1960年为负4.7%;1961年为负5.2%;1962年为负3.8%。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字只是部份地区的统计数字!

2007年,海外学者丁抒先生在《阳谋》一书中,指出大跃进一共造成了3,500万人到4,000万人被饿死的严重后果。2009年底,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首度提到当年大饥荒时饿死了4、5千万人。2010年,荷兰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Frank Kikotter)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中认为,有4,500万人死于大饥荒。

显然,根据各方的研究,死于三年大饥荒的人数应该不低于4,000万。

事后,中共称三年饥荒是因为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而根据国家局当年的统计资料,虽然那三年并非是风调雨顺,但仍属于正常年景。也就是说,虽有自然灾害,但属于正常范围,而且生长季对于作物增长的影响也没有偏离平均指标。

中共党媒还有说法称,是因为苏联逼债。事实上,苏联1959年撕毁了合同,但撕毁的是只是原子弹方面的合同,跟农业无关。1960年7月16日,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但撕毁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发生了一年有余。实际情况是苏联并没有逼债,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而不顾人民大量饿死的事实,还要提前还债。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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