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3日星期六

金融时报:中国将重陷资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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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风险降低,经济转好,以及新一轮的经济周期的推动下,进入新年的中国 经济显露出一幅乐观良好的图景。萎靡了很久的中国股市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弹,房产市场也开始升温,市场憧憬新年牛市的情绪开始高涨。


结束了10个季度的连续下滑后,在新一轮城镇化政策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在未来 一年的表现令人期待,笔者也认为,中国经济在2013年的每季度经济增速应该可以平稳地维持在8%以上,全年的经济增速应该在8.1-8.3%。


但需要指出的是,宏观基本面的好转,加上主要央行的大幅放水,可能导致中国重新陷入资产泡沫的窘境。


特别 央行步入美联储的后尘进行新一轮的无限量的量化宽松之后,美元和日元的套利交易会进一步为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推波助澜。虽然市场已开始讨论美联储在年内退出“量化宽松”的可能性,今年这种可能性的出现还较小,但其对于全球资本流向将有着深远的影响。去年流入的避险资本会大幅流出,而进入新一轮增长期的中国,也会成为资本流入的首选。虽然这样的风险是全球性的,而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加速会放大资本流入的效果。


中国资产泡沫风险,在几年调整之后重新整固,颇有大举回头之势,而随后可能出现的严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紧,又会增加影子银行体系信用违约的风险。要避免这些风险的出现,中国的金融势在必行。


通胀和资产泡沫


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为了治理通胀,收紧货币政策的同时,也付出了经济迅速下行的代价。而进入去年第四季度,我们却再度看到了通胀的魅影。


首先,整个大中华区域的资本流入较为明显,金管局已经向市场注入了数千亿元的港币流动性,以避免港币的升值。在岛内,银行间拆借利率水平也一直维持在低位。


在中国市场上,流动性从去年10月起明显改善,即使央行主动减少了逆回购的操作量,市场的资金面却依然呈现整体宽松的局面。同时,人民币开始面临升值压力,并出现了连续的“涨停”走势,为了避免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央行也被迫对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导致了人民币流动性的增加。


此外,对中国过去的通胀监测可以表明,中国的猪肉周期大约为2年,经历了上一轮通胀后,中国新一轮的猪肉周期似乎已经开始,按照历史节奏,整个猪肉周期预期将在今年下半年明显上升,这也将带来明显的通胀带动压力。


食品价格之外,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似乎也难以避免。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多数城市的房地产成交量开始明显上升,并在今年年初再度攀升,这样的一种现象值得关注,因为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新房存量并不高,如果去库存过于迅速,那么房价的上升则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笔者相信在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发布后,20个城市群的大规模建设,很可能推升投资者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并导致房价重入升轨,资产泡沫的风险将被再度吹大。


资本流入、通胀上升、资产泡沫重现,加上经济周期上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都将是不能承受之重,一旦通胀成为问题 ,那么严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紧,将是中国官方唯一的选择 ,这也将造成经济的下行风险。


“信用违约”的爆胎


严格而迅猛的政策收紧可能会引发另一个来自于金融领域风险,那就是依存于影子银行体系信托贷款和相关的金融产品。


这样的两个事件值得重视,首先是中信信托旗下的三峡全通信托计划面临着违约的风险,此外,上市公司超日电子发行的大量信托计划也面临着清盘的可能。


与过去几年相比,某些行业的金融风险开始集中释放,而为这些行业提供过桥融资的信托行业则可能需要为当年的“良莠不分”而付出代价。与资产规模巨大的商业银行不同,信托行业能否承受可能出现的“坏账潮”,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疑问。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信托公司在发起和执行信托计划中未能进行完善的尽责调查,甚至存在包装受托公司资产质量的问题,那么其面临的“道德风险”将十分明显。


与信托风险爆发类似,中国的公司债市场是否会出现第一例“信用违约”,也将是今年不得不防的“地雷”。


同样是超日电子,其发行的公司债也面临着到期无法偿还本息的风险。中国债券市场上,曾经出现过山东海龙以及新中基这样的“疑似违约”事件,但最终都由出面兜底,与这两家公司不同的是,超日电子是一家民营企业,其资金链一旦出现问题,由于面临道德风险,政府出面的可能性较低,因此违约的概率也相对较高。


在债券市场上,另一类高危企业则是城投公司,其背后代表着地方政府的资产和负债,但即使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显著的“冷热不均”也可能导致某些资产质量较差的城投公司爆发金融黑洞,从而为城投债券“零违约”的历史画上句号。


“违约”本身并不是不可接受,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金融市场的成熟,也需要“信用违约”来提升市场风险意识,并改善监管体制和效率,但从短期来看,信用爆胎对于整体市场信心来说,却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金融机构的谨慎不仅将导致体内的流动性短缺,也将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惜贷”。


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实体经济发展 的“不合拍”,这样的一种“不合拍”可能导致实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但只要以市场化改革为主导方向,化解风险的同时也能够推动金融反应机制的创新和升级。反而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风险,即政府为了防止系统 性风险的出现,过度地对金融体系进行干预,这样的“绥靖”只能推迟金融风险的爆发,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日之争与东亚产业链调整阵痛


中国2013年的一个外部风险因素则来自于日本。由于领土争端,中日关系从去年开始迅速恶化。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首先选择与东盟和美国进行接触,清晰表明了“孤立中国”的态度。


在经济端,很多日本企业已经主动选择“中国+1’的策略,即在中国设厂投资的同时,会在东盟国家选择建设一个类似的投资基地,以避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并避免中日关系恶化导致的产业链的断裂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政治纠纷由来已久,日本的“中国+1”策略事实上迫使中国在日本之外寻找更多的贸易伙伴,然而在短期内找到与日本经济体量相当的贸易伙伴却并不容易。


在体量之外,中日龃龉带来的不仅是双边贸易的趋冷,也导致了中日需要各自重新定位在产业链中的位置,而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国的外贸行业也将面临阵痛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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