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8日星期日

胡佳:腿打着颤 我也依然向前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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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腿打着颤 我也依然向前冲(图)

——这个罪名是对公民的最高奖赏(上)

胡佳

2018年年初,胡佳做胆囊切除手术期间,北京国保仍然到医院监视他,术后回家,楼下警察又恢复了对他24小时的监控。2月中旬术后仍然虚弱的胡佳接受了采访。

【来源:人民报,文章取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人民报编者按:胡佳,1973年7月25日出生于北京,网名freeborn。是一个硬生生被中共捧红的人。多年来他从关注环保事业开始,到以行动声援、营救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等。2005年他公开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少先队。2007年获记者无国界中国奖。

2008年因为莫须有的「煽动颠覆国家罪」,被中共非法政府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期间遭受酷刑。这使他获得欧洲的关注。

为了阻止胡佳获得萨哈罗夫人权奖,中共做了一件无比愚蠢的事情,就是对欧洲议会广泛施加压力,中共驻欧盟使团指胡佳「散布谣言、煽动颠覆政府」和「非法和外国人接触」。该团团长宋哲在向欧洲议会主席波特林递交的警告信中称,如果胡佳获得萨哈罗夫奖,这将「严重损害」中欧关系,且会「再次伤害人民的感情」。

中共把胡佳捧到这个高度,加重了胡佳获奖的份量,让欧洲议会深切感到,不让胡佳获奖都对不起中共。于是,那一年欧洲议会颁发萨哈罗夫人权奖给胡佳,以表彰他在中国人权方面奋斗的贡献,同年他还被授予2008法国巴黎荣耀市民。在欧洲议会授予胡佳此奖项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欧洲有关方面。这样一来,就使胡佳连续多年获提名角逐和平奖,并成为获奖热门人选。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内定给中国大陆人,这次中共为了避免让胡佳当选,于是制造了一场闹剧,把希望从党的碗里分一口汤喝的刘晓波送进监狱,让这个「监狱贵族」先具备获奖的第一个条件,然后派人去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施压,说该奖必须奖给刘晓波。于是那年刘晓波得了诺奖。为了怕他泄密,到死都没让他出监狱。人刚死马上就火化了。

而胡佳不但在监狱里遭到酷刑,出来后,13年来,一年365天,驻在他家楼下的国保从未停止对他的监控。

2013年3月15日,胡佳在推特上表示,他因为被指「寻衅滋事」而在14日被北京公安带走到北京通州中仓派出所问话,期间遭到殴打,头部及腰部受伤。胡佳说,在被打期间,一个高约1.85米、手上还戴有佛珠的国保对他尤其凶狠,并口出秽言侮辱他的母亲。胡佳说「我实在无法忍受他这么说我76岁的母亲,我就拿起面前纸杯中的水泼向他,然后他们两个人就上来暴力攻击我。在我被侧面背挎过去的时候头部着地,流血了。」



2014年7月,胡佳遭到便衣国保袭击

并受伤,导致上颌骨骨折。 2014年7月16日晚上8点多,胡佳在北京市朝阳区草房地铁站东侧100米路北遭到便衣国保袭击并受伤,导致上颌骨骨折。

今年年初,胡佳做胆囊切除手术期间,北京国保仍然到医院监视他,术后回家,楼下警察又恢复了对他24小时的监控。

2月中旬,术后仍然虚弱的胡佳接受了采访。不久之后他即被警察带离北京,美其名曰是去南方旅游,实际是异地软禁。胡佳说,他被禁止接触境外媒体,是因为中共开「两会」、修改宪法。

44岁的胡佳让中共头大,他有一句名言:「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颠覆(中共)国家政权,给这个体制掘墓,只要什么事情跟这个沾边,我做起来就特别有劲。」难道他不害怕一次次的遭受折磨吗?对此,他有一句名言:「真正的勇士,就是那些腿打着颤依然向前冲的人。」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胡佳今年2月接受访谈时说的话,其中有很多很精彩的句子。

没有「平反」这个词

我1973年出生,我爸出身富农,妈妈出身家。1957年,我父母都成了「右派」,当时我爸是清华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学生,我妈是南开大学化工系学生。

小时候父母两地分居,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生活,到戈壁滩、酒泉,嘉峪关等这些地方,后来,还跟他去工程兵部队当兵。我那时一年能见一次妈妈,她在河北衡水的一个地方小化工厂工作。

从1957年到1979年,经过22年的颠簸流离,我父母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工作,总算聚在一起。

我问过父母,「右派」是不是平反了?他们一起纠正我,右派没有「平反」这个词,就是「摘帽」,他们是「摘帽」右派,中共承认「反右夸大化」,不承认「反右」是错的,「反右」并没有被彻底否定。

我认为,中共应该向他们道歉,甚至跪下来,向他们谢罪!这个社会多少难得敢说真话的精英给打下去了!把我们民族精神的脊梁给打压下去了,这个邪恶不逊于侵华日军!

「煽颠罪是这个国家对公民最高的奖赏」

我父母被打成 「右派」之后的50年,2008年3月18日,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我。在有关我的189篇采访文章中,它选了八篇作为我的「罪证」。其中一篇文章里,我称毛泽东是暴君,还引用了陆游的诗。

他们问我,「王师北定」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我回答说,我就是想让我父母在有生之年,看到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一种健康的国家体制,我觉得这是我对父母最大的尽孝,也是我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使命。

只要我生命延续一天,这使命就在我身上。不仅仅是因为我父母曾经遭遇的,也是这个民族很多人都遭遇的,这个事实的存在,是中共把全世界所有黑漆拿来都抹不去的!我来到这个国家,来了就是要还原所有被蒙蔽的历史真相,把奴役的体制,变成一个公平、自由、平等、免于恐惧的体制。

2007年我被抓后关在七处,看到一本叫《禅机》的书,胡平教授写的,里面有关于右派定性的文件,十几条右派「标准」,每一条我都符合!我想我还成了「右派」了!父母是「右派」,我成了右二代。

实际上我是幸运者,有这些经历很好,因为上天让我保持清醒,让我看到了很多事实,中共想用什么话语欺骗洗脑,都没有用了。

在我看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项罪名,是对公民最高的「奖赏」,是历史给你的嘉奖。在一个专制社会,你被控叛国罪,说明你选择对了,说明你是清醒的,说明你敢站出来,说明你不惜付出牺牲的代价,为社会进步做出了推动。

「共产党给我们民族都灌了迷魂药了」

安全和自由就是空气中的氧气,缺少氧气必然感到窒息。但安全和自由在中国是最为奇缺的。

我们和朝鲜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表面上中国似乎没那么极端,没有犬决炮决,实际上中国大陆才是世界最大的监狱。高墙电网,武警站岗,这样的监狱是显形的。普通中国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被关在一个隐形的大监狱里。

从你出生在这个国家的那一刻,你就是牢里的人了,你就吃上牢饭了。牢饭很宽泛,包括精神上的牢饭,它给你的东西,是填鸭式灌输。它给你灌输狼奶,灌输仇恨教育,从小就让你觉得我们是正义的,世界其它国家都和我们作对,都想封死我们。你被洗脑,它灌输的东西慢慢渗透你的血液、基因,甚至影响下一代。

我出狱时女儿三岁半,我去给她找幼儿园,那是2011年,中共建党90周年,所有的幼儿园都要飘党旗,要教育童心向党,对两三岁的孩子起步就要进行这个教育。

只要上中国的公立小学,你就必然加入它的政治组织:少年先锋队,你必须带红领巾。教育你必须向强权低头,必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必须做到不能说真话,要很会来事,要说假话,逢迎话,你必须拍马屁到炉火纯青才能混好,这成了社会生存基本法。

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洗脑灌输真是非常成功,它给我们民族都灌了迷魂药了。很多人宁愿做奴隶,觉得明哲保身是高明的,过好小日子就好,保护自己的家庭,不管他人瓦上霜。

在这种社会化监狱里,很多人的现实选择都是因为恐惧。因为如果你不屈从它,你就会被送进监狱里。

当一个人内心充满善,心胸开阔时,他是幸福的,而且是强大的

我小时候是「黑五类」,小伙伴不多,就自己找找伙伴:飞翔的小鸟,鸣叫的昆虫,水里游的小鱼,蹦跳的青蛙。没有人的伙伴,并不会影响我与万物自然的情感互动,反而我更富足,它们都是我的朋友。

我在1997年皈依(藏传佛教),但我信仰的起始,应该源于1989年,甚至更早。

我小时候很爱吃肉,妈妈有次炒了一碗酱红色的田鸡腿,就是青蛙腿,我看着好难过,一口都没动。当时十几岁吧,从那时就不想吃肉了。青蛙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啊。到超市,那些卖肉卖海鲜的地方,我都绕着走,那个颜色、味道,都使我想到动物被屠宰前的恐惧和痛苦。

我不杀生,我吃素,也和1989年有关。我体会过子弹飞过头顶的恐惧,知道生命是第一位的,不可侵犯的,不可被剥夺的。

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慧根很好的,也不那么有悟性,但我觉得保持戒律,至少不会变得太坏。

当一个人内心充满善,心胸开阔时,他是幸福的,而且是强大的。我看到一些开车特别霸道的,我会告诉自己,不和他争,不值。你不再计较,你的宽容大度反而有利于别人反省,或者改正。我一直追求这样的境界,我还没有达到,但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一个有幸福感的人,必然是善良的。当然善良中少了正直和勇气,也不叫善良,那是残缺的。

为我的信仰被如此糟蹋感到难过

上至中国佛协会,下至地方市县一级的佛协会的会长,实际上都是共产党控制的,很多都是披着袈裟的党委书记,他们专权,很富有、很好色。

他们剃度了,披上袈裟了,看了几本经书,就可以讲法了,就成了「佛教师父」了,然后就可以收供养了,明码标价了!很多佛寺都这样,初一烧高香,头一柱香可以卖到四五十万!还有就是做佛事大范围敛财。僧人开着保时捷等豪车,所谓「大和尚」大在那里?大在荷包上。

中国虽然也有些衣服打着补丁修苦行的僧人,那是凤毛鳞角了。好多宗教场所,像碧云寺、卧佛寺等,已经成为经营性企业了!都在旅游局手里边。而且办个宗教场所的许可证,要100多万。

佛教寺庙要收门票,少林寺都股份化了!有科级和尚、处级的和尚、局级的和尚、副部级和尚,什么你是政协委员啦,我是什么啦!我做为佛教徒,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真的为我的信仰感觉难受。

做为六四的幸存者 我应该做些什么

1989年6月4日上午,那时我家住在朝阳区十里堡,在此之前,我参加过4·27游行,去广场支持过绝食的大哥哥大姐姐。后来和我家附近的112、155总站的司机售票员们,推着那些电车拦阻军车。6月3日夜到6月4日凌晨,路口烧了一个坦克,我们设的路障,就是那些电车,被撞得七扭八歪。

军车好像是沈阳军区过来的,很长的车队,被挡在十里堡铁路桥的东侧。我和一些市民,群情激奋地谴责那些军官士兵,不让他们进入北京城杀人。我记得一个军官的样子,感觉他是团长。他把军服脱了,露出白衬衫,手插在头发里边,很纠结很苦恼的样子。据说他收到的通知是到北京拉练。

警卫员发现事态有可能失控,跳下卡车,立刻拉上枪栓。我们一看,转身撒腿就跑。我听到震耳欲聋的枪声,非常大的,哒哒哒,我们拚命跑,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我感觉气流从头顶上飞过,感觉都能把我的脑袋削去一块!

那时我15岁,那真是刻骨铭心,想起来都胆颤,如果那天我死了,我妈妈就是天安门母亲,按照她老右派性格,肯定每年六四她都要纪念的。

我的恐惧,从1989年6月4日那天那一刻,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停止。也许这一次恐惧,让有些人后半辈子变成顺民了。还好,虽然我也害怕,但并没有让我变成一个精神萎靡、匍匐在地的人。做为六四的幸存者,我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我最幸福的事情还没到来

在我的生命中,尤其在我从事维权工作之后,常常会体验幸福感。但我最幸福的事情还没到来呢。

如果有一天,共产党被宣布解散,军队不再姓共,不再是党卫军,司法真正独立了,所有的人都可以讲真话了,不再恐惧了,不会因为讲了真话就招来警察上门,或者请你「喝茶」,把你直接带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幸福了。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包括监视抓捕我的国保,他们也不安全啊,他们也没有幸福感。中国变成法制国家时,我们才真的是最幸福的,我渴望那种感觉的到来,现在想想都觉得有要飞起来的幸福感。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作为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如果我能成为结束中共专政的一份子,下一秒去死,我都觉得值得,都是最幸福的。因为我没有虚度,我做了一个中华民族子孙应该做的。

最痛苦的是被毒蛇样的政体骗了多年!

中共靠中宣部的谎言来维系政权,它给你造出专门的一个信息网,国民能看到的都是党过滤过的。

了解很多真实的历史后,我最痛苦的就是:我怎么被毒蛇一样的政体骗了那么多年!它偷换概念,扭曲真相,从历史到现实,教科书、文艺宣传全是它包装的谎言!很多人到现在还认为是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基本事实都搞不清哇!

我讨厌毛粉,讨厌自干五,但我越来越生起怜悯,我也曾和他们一样,从出生就喝狼奶长大,到现在都在脱毒!我没有拉黑这种人,我只是在下面评述,告诉他们,毛泽东一生只干对了两件事,第一是他死了,第二是他把儿子送到朝鲜让联合国军队除掉了;我告诉他们接触的都是百分之百的谎言,告诉他们反思。

当然很多人会把我拉黑,没有关系,可以理解,他们已经被脑残了。我们被谎言蒙蔽那么久,共产党从开始就把中共和中国捆绑在一起,许多人不愿意听批评,以为那些批评是针对中国,其实外在的批评都是针对中共的。

我最早被拘禁是2002年12月,原因是我考察爱滋病,给感染者的家庭送募捐的冬衣等,我干坏事了吗?没有。我是做好事,但屈辱从那时就开始了。

从2004年7月,一年365天我家楼下都有通州国保的警察便衣,每天24小时。(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大纪元,人民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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