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1日星期一

抑郁症,正在逼近 2.6 亿中国老人

大量被抑郁障碍困扰的人成为这一话题下公共讨论中的背景音。老龄化趋势之下,这一问题远未被重视。

中国,2.6亿老年人中究竟有多少患者,至今仍没有详细的筛查数据,对于“变老”,我们显得准备不足。

——题记

79岁的张桂芬回想自己患上抑郁症时最糟糕的那段日子,依然心有余悸。

她变得不再认识自己——120多斤的体重暴减至90多斤,一辈子爱干净的她变得邋遢,可以两三天洗一次脚、一直不照镜子,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不和人说话。因为变得暴躁易怒,她和家人屡屡发生矛盾,女儿说她不像“妈妈”,老伴儿想跟她离婚。

“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实在太痛苦了。”她说道。

张桂芬2016年被诊断患有抑郁症,至今仍在治疗。与她一样,72岁的刘英、75岁的刘莉也受到抑郁症折磨,他们所处的疾病群体,被称为“老年期抑郁障碍患者”。

老年期抑郁障碍( late life depression, LLD),指年龄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出现的抑郁障碍。

在老年人群中,这是一种较常见的精神障碍,不仅损害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也增加照料者的负担。抑郁障碍不仅包括抑郁症,还包括其他疾病学分类中的抑郁发作。

事实上,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患病群体。世界卫生组织( WHO)201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率,保守估计在10~15%,甚至某些估计范围高达45%。

多名精神疾病专家告诉“偶尔治愈”,尽管老年抑郁症已成为严重的问题,却鲜被舆论关注,老年抑郁患者这一群体也处于“失语”状态。当下,老年抑郁症识别率低、治疗不充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化,问题将愈发凸显。

“她就是闲的”

张桂芬觉得自己的病,是“琢磨”出来的。

那是2016年下半年,她无缘无故了好几天。没有遇到烦心事,为什么突然睡不着?漫漫长夜里,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反复琢磨,却想不通原因。失眠的症状并没有改善,一到夜间,她总“胡思乱想”,紧接着胃口变差、吃不下饭,常常觉得内心烦闷。

这种情况持续将近三个月后,丈夫陪着她去积水潭医院,“从头检查到脚”,没有查到任何躯体疾病。

研究资料显示,失眠是诱发老年抑郁的危险因素之一,而且持续的失眠与持久的抑郁有关。此外,睡眠障碍史还是老年人抑郁缓解之后,复发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

随后,张桂芬又去了北京一所精神专科医院就诊。进了诊室,丈夫对医生说“她就是闲的”,但被医生批评:“怎么能这样说她呢。”医生告诉张桂芬,一看到张桂芬呆滞的眼神时,他“就觉得不对劲”。

“我对谁都没意见,就是睡不着,心理憋得慌。”当医生询问张桂芬的症状时,她说着说着,便大哭起来。“哭吧,使劲哭,哭出来就好。”那时候,医生这样安慰她。

张桂芬最终被确诊为患有老年期抑郁障碍,没有明显诱因。

与张桂芬类似,72岁的刘英在确诊之前也经常夜不能寐。她的女婿告诉“偶尔治愈”,老人原是北京一个城中村的村支部书记,“当领导当习惯了”,做事情雷厉风行,说的话大家都听。

退休之后在村里,刘英说话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影响力,渐渐有了失落感。几年前,刘英还遭遇一场车祸,右腿被汽车碾断。因为行动不便,在家里待了将近3年。

个性好强的她无法接受现实,变得沉默,不爱说话,“聚会不参加,麻将也不爱打了。”生气的时候,她就和老伴找茬,冲他发火,把他当成“出气筒”。

“我常常觉得心里堵,对一切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刘英告诉“偶尔治愈”,每当抑郁症和发作时,她会感觉情绪糟糕,心慌心悸,倍觉压抑,“想啥都烦。”

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陵对“偶尔治愈”表示,老年抑郁患者往往以躯体不适为主诉。他们通常会先去综合医院就诊,由于对症治疗效果不佳或查不出躯体疾病,才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张桂芬就是这样的病人。

此外,虽然国内一些医院推动心内科、心理科合作,实施“双心门诊”,但真正做得好的医院仍不够,老年抑郁患者还是不易被发现。

75岁的陈莉则是典型的“因病致郁”。她的丈夫王建国称,退休前是教师,原本个性温和,但几年前,因为双腿行动不便,坐上了轮椅。这让陈莉深受打击,经常心情不好,“脸像阴天一样”。在去年,她被确诊患有老年抑郁症。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生张建新碰到过一位类似的患者。那是一位73岁的老太太,原本是技术专家,退休后被返聘,依然闲不下来。一次,老太太由于眼压突然升高、眼睛出血,导致一只眼睛失明。她的工作停止了,生活无法自理,这让她很难受,“烦躁、抑郁,经常哭泣”。

2017年发表于《中华精神科杂志》、由国内数十名精神疾病专家共同制订的《老年期抑郁障碍诊疗专家共识》称,老年抑郁症病因复杂,常伴有躯体疾病,两者也可能互为因果。而这一年龄段特有的一些心理社会应激,比如丧亲、社会角色改变、搬迁等,也会诱发或加重抑郁。

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树林说,老年抑郁患者的发病原因往往并不是单一的,它通常是前述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漫长搏斗

确诊之后开始吃药,通常是老人们和抑郁症漫长搏斗的开始。

米氮平、阿普唑仑、劳拉西泮、奥沙西泮、佐匹克隆……这些抗抑郁药和抗失眠药,张桂芬都吃过,其间伴随着多次药量增减和药物更换。

从2016年生病到现在,张桂芬换过几位主治医生。她告诉“偶尔治愈”,诊治过程中医生态度如何,会非常影响自己的治疗意愿。

张桂芬开始吃药时,副作用是肚子疼,“疼到难过”。她向当时的主治医生倾诉自己备受折磨,得到的反馈却是一张不耐烦的脸。后来她换了医院和医生,眼前的大夫总面带微笑,但每次看病只花五、六分钟时间,“我一说症状加重,她就让我加药。”

辗转多家医院、换过几个主治医生后,张桂芬终于遇到自己觉得“合适”的大夫。第一次去看病,医生听她说了半个多小时,还宽慰她转变心态,适应老年生活,主动告知她不同药物的区别与价格,“这让我很感动,因为她是真的关心患者。”

在抗抑郁过程中,病情的反复让很多老人深受折磨。

燕江陵遇到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因为抑郁症复发,从二楼跳下摔断了腿,刚住进病房时不吃饭,不配合治疗,还动手打人。

张建新遇到的一位病人则是因为老伴得了癌症而抑郁。发病时,老人拿刀把自己割伤,甚至砍伤老伴。后来因老伴去世,病情再度复发,他只得住院治疗。

多名精神疾病专家对“偶尔治愈”表示,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发现一些老年患者因对疾病认识不足而自行停药,致使病情反复。

72岁的刘英第一次到医院看病时,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物舍曲林和劳拉西泮。服用数周之后,她内心变得平静,也不再闷闷不乐,眼见服药见效便自行停药。“我看情况改善,就懒得再来医院了。”她说。但因为停药,抑郁和焦虑的情绪此后再度来袭,她的病出现复发。

燕江陵表示,老年抑郁症往往合并其他躯体疾病,老年患者在用药时,需要密切监测不良反应。此外,老年人的治疗依从性差,药物应答时间长,这些因素都加大了老年抑郁症的治疗难度。而由于老年期容易出现失落感、丧失感、孤独感等,同时给予心理治疗也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除了遭受疾病折磨,患有抑郁症的老人们和周围人的关系也会悄然改变。

25岁的浙江姑娘黄清灵对此感受颇深。她的爷爷退休前是一名老教师,和奶奶感情甚笃。2018年,奶奶因病去世,风趣幽默的爷爷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整日闷闷不乐。黄清灵常常看到爷爷一个人坐在家中客厅沙发,两眼望着窗外出神。

“当时我们觉得他是被奶奶突然去世所影响,等以后慢慢走出来就好,所以没放在心上。”黄清灵和家人劝爷爷多出门散心,但老人并不乐意。

“他原本喜欢下棋、听戏,还和奶奶一起去广场健身。奶奶走后,他不愿出门了。”黄清灵说。原本跟爷爷关系亲密但后来被“疏远”的黄清灵告诉“偶尔治愈”,看到爷爷困在抑郁情绪中,自己也觉得难过心疼。后来,一家人决定带老人去医院,她的爷爷被确诊为老年抑郁症。

“首先想到的是年轻人”

老年抑郁症会对老年人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伤害。

陈树林对“偶尔治愈”表示,从公共健康的角度看,老年抑郁症的危害首先在于与其他躯体疾病产生交织,从而加重老年人的躯体疾病。

其次,老年抑郁症可能导致一部分病人患上老年症,致使病人认知功能减退,“而这种减退是不可逆的”。

“最后,如果老年抑郁症没有得到有效治疗,那么势必使得老年人自杀率升高,从而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陈树林说。

燕江陵也称,一些疾病如脑卒中、帕金森病等,容易导致老年人罹患抑郁症。它们易共病抑郁,互为影响。

然而,老年抑郁这一公共卫生问题长期未受到足够重视。目前,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虽有提升,但老年抑郁群体的能见度依然较低。

多年治疗后,虽然仍需服药,但张桂芬觉得自己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回顾生病经历,她觉得很艰辛:“我病了这么久才挺过来。就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到了现在,总算是走出来了。”

陈莉的丈夫王建国就感慨以前不知道老年人会得抑郁症,自己是在妻子生病之后,才逐渐了解老年抑郁的。

11月23日,北医六院,王建国(右一)陪老伴陈莉候诊

“(提起抑郁症)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年轻人,是崔永元、白岩松那样的公众人物,”王建国说,“我身边的多数人都不知道老年人也会得抑郁症。”

但事实上,老年人本就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

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在方案中,老年人被列入抑郁症高发的重点人群之一,其他还包括青少年、孕产妇、高压职业从业者。

在陈树林看来,老年抑郁之所以未被足够重视,原因首先在于一些老年人认为这属于正常老化,“觉得人老了就是这样”,而未将之视为一种疾病。

其次,社会各界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未予足够重视。此外,老年人的情绪症状容易被躯体不适主诉所掩盖,致使老年抑郁症识别率低下。

张建新就接诊过不少对抑郁症不甚了解的病人。她告诉“偶尔治愈”,前段时间,一位来自北京郊区农村的老太太来就诊,她生病多年,症状时好时坏,但没有引起家里人的重视。

“老太太一听说还要来复诊,很是惊讶,问‘看一次不能看好吗?’她不知道抑郁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过程。”

而笼罩在整个抑郁症患者群体身上的病耻感,亦是老年抑郁被忽视的原因之一。

张建新告诉“偶尔治愈”,在临床中,一些老人并非主动就医,而是在家属要求下前来就诊。因为对疾病没有正确认识,一些病人把老年抑郁症和等其他精神疾病划等号,因担心被认为是“疯子”,而不愿就医。

张桂芬就曾有过强烈的病耻感。她告诉“偶尔治愈”,自己曾在偶然间得知自己被朋友说是“神经病”,心里很不是滋味,变得更不爱与人来往。生病后,以往一些朋友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了。“我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就受不了他们那种奇怪的眼神。”

“目前,国内关于老年抑郁症的流调数据较少,这也反映出老年抑郁问题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重视。”燕江陵分析道。

没有准备好“变老”

多名受访专家对“偶尔治愈”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化,老年抑郁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将愈发凸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国内60岁及以上人口约有2.54亿,占总人口的18.1%,这意味着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

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预测数据,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比例双双达到峰值。

而今年发表于《中国循证医学杂志》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对2010年至2019年中国老年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率进行 meta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为25.55%,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北方患病率高于南方,农村患病率高于城市。

这与燕江陵的临床观察一致。目前老年抑郁患者的就诊比例不高,在患病率较高的农村,有为数众多的老年抑郁患者未被识别。而与此成相关的,是国内精神疾病资源的匮乏与分布不均。

燕江陵举例说,北京周边的省份如内蒙古、河北等精神类疾病医疗专科资源较少,部分病人于是选择来京看病。

家在北京的王建国也说,他在陪妻子就诊时,碰到许多从其他省份来的病人和家属。“有内蒙古、陕西、山西、东三省的,都大老远过来。”

在精神专科类医疗资源匮乏且分布不均的大背景下,受访专家均向“偶尔治愈”表示,需加强基层精神疾病机构的建设。

陈树林认为,有关部门需要为老年抑郁症的诊疗提供更多的医疗资源。他指出,社区医生、村医在识别和处理老年抑郁症这件事情上,可以起到关键作用。

“很多出现症状或病情较轻的老人,都不会去专科医院就诊。这时候,基层的筛查、处理就显得很重要。”陈树林说,“具体到识别和处理方面,社区医生、村医可以根据有关指南来处置。经过培训,他们能承担起这一公共卫生责任。”除此之外,针对这一疾病的“去污名化”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老年人抑郁被忽视也是中国老龄化进程的一个映射。对于“变老”,我们准备不足。

燕江陵说,目前社会各方对于老龄化的加速所做的心理建设不足,不仅一些老年人没准备好迎接老年生活、适应新的养老方式,家属也同样如此,所以未能给予足够重视和关心。

一方面是老人本身。“一个是身体的衰老他不接受,一个是得了病他不接受。”一方面是子女。“对于老人的心理状况不了解,发生了变化以后没有及时察觉,就一如既往地还把他们当年轻时候对待。”

不同专家指出,除了应定期就医、维护好生理功能外,“积极老龄化”对于防止老年人抑郁也很关键。这既包括,老年人自己依据兴趣爱好安排日常活动,获得价值感、减少孤独感,也包括人至老年,遇到丧偶、突患重大疾病、生活角色改变、居住环境变迁等诸多问题时,家属的理解与陪伴。

“在国内的大环境里,没有人说主动地去迎接老年,一方面是中国本身变化比较快,一方面这方面的教育确实比较少。”燕江陵说。

注: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患者及家属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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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丁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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