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8日星期日

著名红顶商人三次申请退党

作者: 林辉

2005年10月,在北京去世。他留下了一份题为《我要对党说几句》的遗言,大致内容是: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国的。显然,这表明他已后悔当初没有像其他亲戚那样离开大陆,后悔追随了这个背信弃义的党。

1951年10月31日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工商界代表荣毅仁在发言。

提起时期的荣氏企业,那可是赫赫有名。当年,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白手起家,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了二十多家民营企业,并以“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享誉工商界数十年,对中国民族经济影响至深。而荣德生的儿子正是被中共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

选择留在大陆

1916年5月出生的荣毅仁,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之后进入家族企业。1937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1939年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1943年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1945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推行的货币和限价政策,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荣氏家族也出现了大震荡。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荣家也不例外。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先后离开上海,而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据说,荣尔仁在去之前,与荣毅仁约定:“一个留在国内,一个出国,如果没问题,就可回来。”中共建政后,荣尔仁曾短暂回国,但1951年再度申请出国,去了。此举使其避免了以后的厄运。

公私合营荣家资产被中共掠夺

留在国内的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在最开始得到了中共的扶持,比如提供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而且由于荣毅仁在海外有众多的亲戚,为了迷惑外部世界,中共对荣毅仁采取了“捧”的策略。他先是在1957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之后又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不过,在中共出于巩固政权为目地,打着“实行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的旗号,实则强行掠夺私有企业的工商改造运动中,荣家资产被完全掠夺。

中共1949年建政后不久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公司的盈利,除了缴税和提取10%的公积金之外,私方股东的酬劳不少于60%的余额。可是到了1953年,又规定私营股东所得红利只能有25%。

1952年1月,中共提出了针对企业家的“五反运动”,工商业者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其原则就是顺者昌、逆者亡。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们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企业家、小业主、商贩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有吞毒药自杀的,也有跳楼自尽的。

对于中共而言,这些只是开始。1954年,中共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公开称,“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中共的狰狞面目逐渐显现。1955年,中共又提出对资本家采取赎买的办法。所谓“赎买”,不是由国家另拿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生产获得的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这就是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叫做“定息”。

据马立诚撰写的《突破—新私营经济风云录》中提到:定息息率,1956年2月为1厘至6厘,1956年7月定为年息5%。定息期原定7年,到1962年止,后来又改到1965年止,即一共拿十年。换言之,中共在拿走了私营企业主的身家财产后,只给10年有限的利息,私营企业就变成了中共所有。中共无耻可见一斑。

以上海为例,其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202万元,几乎占全国公私合营企业中私股的一半,其中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占9,750,100元,每年可得定息487,914元,即每月可得4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

中共之举自然引起了很多企业家的不满。对此,中共则采取威胁、批判和斗争的方式迫使他们就范。

1956年1月,在毛亲自到荣毅仁的申新九厂后,荣毅仁就将祖辈辛苦创下的资产56间纺织、面粉等企业统统上交。时任中共上海市长的陈毅,在大会上将其作为榜样,宣称“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然而,荣毅仁内心的痛绝非外人所知。当时有人写了《祭厂文》,其中有“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之语,背后隐藏的正是对中共掠夺行径的愤恨。

荣毅仁食指被打断左眼失明

文革爆发初期,荣毅仁一家也受到了冲击。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鉴清被打得死去活来,卧床不起,连他们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后来荣毅仁夫妇总算保住性命,但荣毅仁却被去锅炉房运煤,落下了腰疼病,而其眼底出血没有及时治疗也导致左眼失明。左眼失明后,他被派去洗刷厕所。

另据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的《最后的贵族》一文记载,1966年8月,、章乃器在康同璧家里见面。章伯钧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章乃器表示,企业家中除了荣毅仁,其他人都受到了冲击。但一旁的罗仪凤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的后遗症长期不愈呢。”

文革后荣毅仁再被利用

文革结束后,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共再次想到了荣家在海外的关系,荣毅仁又一次被中共推出。1978年,荣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则出任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裁。荣毅仁凭借着自己的经商谋略、海外关系,为中共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次申请入党后三次要求退党

据香港《动向》杂志报导,1951年6月,时年35岁的荣毅仁在任华东军政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时,首次提出入党申请。陈毅劝他时说的很露骨:“你留在党外更方便,能做更多的事,再过10年,等你过45岁生日时,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957年12月,经历了“反右”斗争的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荣毅仁,更感到加入中共的迫切性,于是第二次提出了入党申请。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说:你还是留在民主党派、工商界中工作。你入了党,大大小小资本家都入了党,那我这市委书记的位子也难以坐正。

1962年10月,荣毅仁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期间,又一次向周恩来提起陈毅说介绍他入党之事。周恩来的答复是:“陈老总不是食言。我的意见,你还是在党外自由,如进入党内,政治活动太多,会埋没你的专长,是很可惜的。”

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文革结束后的1985年4月,69岁的荣毅仁再次申请入党,并终于得偿所愿,入党介绍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人大副委员长彭冲。1986年2月,荣毅仁增补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分工负责经济和民主党派工作。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好不容易入了党的荣毅仁却三次申请。第一次要求退党与“六四”有关;第二次要求退党是因为与江泽民发生龃龉;第三次要求退党是2000年6月,这时荣毅仁已退休,代表各大花瓶党派出面,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开放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建议,江泽民叫其一边凉快去,荣毅仁一怒之下,不再参加党的活动,直到2002年12月江下台。

结语

2005年10月,荣毅仁在北京去世。他留下了一份题为《我要对党说几句》的遗言,大致内容是: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国的。显然,这表明他已后悔当初没有像其他亲戚那样离开大陆,后悔追随了中共这个背信弃义的党。

2017-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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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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