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9日星期六

1998年大陆洪灾原因及伤亡内幕(上)

1998年洪灾虽是天灾,但更主要的是人祸。如果不是因为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执意要严防死守,拒不分洪,这场灾难的损失完全可以不必那么惨烈;而江泽民下令“严防死守”背后另有原因和政治企图。(大纪元合成图片)

1998年洪灾虽是天灾,但更主要的是人祸。如果不是因为时任中共党魁执意要严防死守,拒不分洪,这场灾难的损失完全可以不必那么惨烈;而江泽民下令“严防死守”背后另有原因和政治企图。(大纪元合成图片)

编者按:近期,大陆南方接连遭受暴雨袭击,堤坝决口、泥石流、内涝频发,多省出现洪水和严重的淹水灾情。外界多将今年洪灾与18年前的大陆洪灾相比较。而《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1998年洪灾虽是天灾,但更主要的是人祸。如果不是因为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执意要严防死守,拒不分洪,这场灾难的损失完全可以不必那么惨烈;而江泽民下令“严防死守”背后另有原因和政治企图。现转载《江泽民其人》一书相关章节,揭露1998年洪灾内幕

》第十一章:洪水滔天死保龙脉 草菅人命哀鸿遍野(1998)(上)

1.小洪水引发大灾难

1998年中国长江流域遭遇了一场世纪洪灾。

尽管中共新闻媒体统一口径称此次洪水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但许多水利专家们却认为,这场洪水本身其实并不算“特大”。衡量一场洪水大小的重要标准是最大洪峰流量。根据长江宜昌水文站的观测资料,此次洪水期内最大洪峰流量是8月16日出现的63,600立方米/秒,略大于宜昌站5年一遇的洪水流量60,300立方米/秒,但远未达到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72,300立方米/秒,因此,专家认为此次洪水应该属于“小洪水”。

然而这次洪灾却意外地酿成“高水位,重灾情”。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的灾难过去后,官方的内部统计证实:洪水受灾人口近4亿,死亡近5000人,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亿元。

国内曾对这场洪灾的原因有过争论,焦点是天灾还是人祸。很多专家认为这次洪灾虽是天灾,但更主要的是人祸。其实,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江泽民执意要严防死守,拒不分洪,这场灾难的损失完全可以不必那么惨烈。

2.严防死守 保江龙脉

1998年8月6日,长江上游第四次洪峰将到达湖北宜昌。湖北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联合呈上了启用荆江分洪区的请示报告。中午12时,沙市的水位已经达到44.68米,超过了1954年特大洪水的最高洪水位(44.67米)。分洪区群众开始向安全地带转移。16小时内,分洪区完成了33万人、1.8万头耕牛的安全大转移,但是荆江分洪闸最终没有被开启。

按照国务院专门制定的长江防洪计划,一旦沙市的水位达到44.67米,荆江分洪区就必须开闸分洪。此后的8月12日和8月16日,荆江分洪区的居民两次转移,为分洪做好准备,而分洪闸依旧没有打开。

8月17日9时沙市水位上升到历史最高水位45.22米,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高出0.55米。

在此前一天,8月16日22时30分,温家宝在沙市听取气象、水文专家的汇报,决定是否要分洪。而江泽民则在四个小时前(18时20分)就已经发出命令,沿线部队全部上堤,“军民团结,死守决战,夺取全胜”,否定了分洪方案。

事实上针对这次“特大”洪水,江指示确定了“严防死守、力保长江干堤”的方针。在7月21日深夜12点,江泽民打电话给温家宝副总理,要求“沿江各省做好迎战洪峰的准备……,严防死守”。7月28日第三次洪峰正在通过武汉三镇,当时新华社报导:江泽民对此“十分关切”,他在给温家宝的电话中,要求“人在堤在”。 8月14日江泽民在湖北省视察抗洪时指示:“坚决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

“严防死守”的口号被喊得震天响。在汛情的发展中,尽管洪水滔天、愈来愈猛,尽管地方多次呈请中央启用荆江分蓄洪区,分洪的方案都没有得到江泽民的批准。

其实利用分蓄洪区减轻洪水危害,是西方发达国家防洪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因为按协议使用分蓄洪区,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小,防洪的成本最低。荆江分洪工程建成于1952年。在1954年特大洪水期间,荆江分洪区曾被三次启用,使最高洪水位减低了0.96米。据专家分析,如果1998年利用荆江等分蓄洪区分洪,应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将8月17沙市的历史最高水位45.22米降至44.26米。倘若如此,则长江水位就不会在荆江河段造成如此紧张的洪水险情。

外界一直难以理解江泽民为何拒不接受专家们的劝告,坚决不同意从荆江分洪。后来有人传出,江泽民当时相信了在中南海走红的一位易学先生透露的“要保龙脉” 的“玄机”。江泽民相信如果从荆江分洪区分洪,主动决堤,就等于挖断了自己的“龙脉”。1998年是虎年,正是江上台近10年的第一个本命之年,江泽民更是不敢怠慢,于是决心严防死守,决不可主动开闸泄洪。

中共号称“无神论”,不过党内很多高官却非常相信风水,求神问卜的不计其数。毛泽东以“8341”命名自己的禁卫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毛泽东在进北京前,有老道告诉毛四个数字“8341”。毛不解其意,但仍然以“8341”命名自己的禁卫军。后来毛死后,才知道“8341”是指毛活到83岁,从1935年遵义会议掌权到1976年逝世,一共掌握最高权力41年。

中共高层领导内部都知道江本人十分信奉风水、阴阳、命理。“六四”学生运动遭镇压后,江泽民也希望通过风水来延续统治,当时在北京做了三件事。一件事是给白洋淀灌水。北京六朝帝王之都,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临水,是所谓披山带河的风水宝地。但是中共统治造成的生态危机使北京南面的白洋淀干涸。因此江泽民打着恢复华北明珠的旗号,给白洋淀灌水,实际则是为了恢复北京的风水,以求江山永固。第二件事,则是加高天安门的旗杆。因为天安门放着个停尸房——毛主席纪念堂,破坏了故宫的风水,而旗杆的高度比停尸房还低,风水先生说这样阴气太重,于是江泽民又以扬国威,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为名,增高旗杆。增高后的旗杆远远高于毛的纪念堂。第三件事是搬走天坛的土山。这个土山是毛泽东时代深挖洞广积粮挖出的黄土,堆积在天坛公园朝天神路的西侧,形成了一个比祈年殿还高的土山。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江泽民命令把土山搬走,在原来的地方种上柏树。

江很在意犯忌,虽然到处走,“镇江”这个地方江泽民就从来不去,因为怕被镇住,坏了风水。江泽民对下属的言语吉凶更是敏感,谁要敢犯了江的忌,必给以颜色,连省级干部都随意撤换。

前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在任期间到机场热情迎接江泽民到湖南考察。王茂林准备大大地款待江氏一行,早已为其安排好了一切。王茂林非常高兴豪爽地对江说:“到了北京听您的,到了湖南来听我的。”这句话在中国人来讲,都知道是盛情款待的意思。可独裁意识极强的江泽民已经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考虑问题了,一听“到了湖南来听我的”这句话就认为是要夺权的谶语,极为不满。事后没过多久,就将王茂林调到北京当精神文明领导小组当副组长─一个形同虚设的职位。 王茂林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于是百般向江泽民表忠心,后来江终于给了他一个掌握实权的职位──“610”办公室主任,结果2004年底被法轮功学员在海外告上法庭,并在反对迫害法轮功的“追查国际”组织那里挂了号。

江泽民还喜欢好名字的吉利,比如滕文生、贾廷安、由喜贵、王沪宁等人有了好名字就可以升官,李长春的名字也很好,很受江泽民的重用。

这次长江大洪水,江死保其“龙脉”,拒绝启用荆江分洪区泄洪。朱镕基、温家宝等人只得硬著头皮执行江的指示,对外则说是泄洪会造成更大经济损失。事实是,这次洪水期间,荆江分洪区的居民曾3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为分洪做好了准备,可以说,万事具备,只等一声令下即可分洪。

在江泽民的天平上,洪水灾区亿万民众的生死远远不如他的“龙脉” 重要。

3.借机调兵 坐实军权

江泽民拒不采用分洪方案的另一个原因,是要借此调动军队,真正掌握实权。

江泽民虽是军委主席,但是一辈子没摸过枪,更没有老将军们疆场拼杀的资本。没有机会在军中树立威信,在关键时刻军队是否能无条件服从其指挥,江泽民心里一直没有底。邓小平死后,江更加急于找机会建立自己在军中的绝对权威。然而在和平时期大规模调遣、演练军队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否则势必引起周边地区的不安和抗议,甚至引发国际争端。1998年入夏以来长江出现几乎是全流域范围的洪灾威胁,江泽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1998年8月7日,长江的九江段干堤决口。当晚,江泽民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长江抢险工作的决定”,紧急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到抗洪抢险第一线。总参谋长傅全有随即下达命令,要求被指定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在接到命令后2小时内,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迅速开往前线。

在这次军队“抗洪抢险”行动中,江泽民调集了广州、济南、南京、北京和沈阳军区,包括、海军、二炮、武警部队以及解放军沿江沿湖各大专院校,共计10多个集团军、30万官兵。114位将军、5千多名师团级干部听从江泽民调度亲临长江大堤。在这场洪水中,总计出动官兵700万人次,组织民兵和预备役人员500多万人次,用兵总人数居然超过了中共建政之前的淮海、辽沈、平津三大战役解放军人数的总和。

此外,江泽民在抗洪部队中还进行了“指挥互换”的操演,如将广州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对调指挥。这显然与抗洪抢险毫不相干,完全是军事演习的训练内容。不但如此,抗洪部队还经常接到换防“转移阵地”的命令。例如,某摩托化师被紧急空投至武汉,再赶到800里之外的石首、监利——如果只是为了紧急抢险,直接空投石首、监利自然最快,何必让将士空耗体力,而且还耽误时间?又如,北京军区某部先在江西九江抢险,然后接到命令赶往湖北沙市,最后又急急赶赴湖南岳阳,如此等等。

实际上,冠冕堂皇的“抗洪抢险”口号,不过是使得江泽民“师出有名”,能够在和平时期检验自己对军队的权威控制而已。如果采用分洪方案,江泽民就不可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兵力调集和军事操演,因此江无论如何坚持不分洪。灾区亿万百姓的生命财产,不过是用来调兵遣将的砝码,几十万官兵的性命,在江泽民眼里也不过是儿戏。军队士兵们奋勇拚搏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时,并不知道将百姓、官兵性命置于险境的正是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在此期间,江泽民还特意过了一把军委主席的干瘾。

8月13日上午,江泽民和中央张万年、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一起乘飞机到湖北沙市,查看长江堤防重点险段的位置和参加抗洪抢险部队的兵力部署。在飞机上,江泽民问张万年:“现在沿江一共有多少部队?”张万年答道:“解放军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仅在湖北,就集结了8万多兵力。济南军区、南京军区还准备了5个师的兵力,正处于紧急出动状态,可以随时调用。这是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以来,我军在长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

他们到达荆江大堤后,在众多记者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前,张万年打开军事地图,向江泽民汇报了参加抗洪部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身穿军服头戴军帽的江泽民像总指挥那样地问张万年:“济南部队现在哪里?”张万年指着地图答道:“在武汉。”江泽民又问:“空降兵部队呢?”张万年答道:“在洪湖。”接着张万年又向江泽民汇报……。”听完汇报后江泽民发表演说:“事实证明,我们的部队不愧是一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与老百姓有着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的人民军队。还是那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过瘾!”江泽民真是过足了军委主席的干瘾。和平时期的司令不需要冒任何危险,如此指东道西,江的发挥可以演好几遍。悲哀的是,如果真的是战争来临,恐怕连江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不管怎样,江泽民利用长江洪水,组织了自“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在长江流域进行了一次渡江战役以后的最大一次兵力调动,满意地检验了军队不顾险情只听命于自己“核心”地位的“政治觉悟”。通过这次调兵,江泽民真正地掌握了军权,完成了第二、第三代之间的权力交接,这正是“严防死守”背后的第二个真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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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肖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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