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一个热爱中国的美国人,当大多数美国人都只关注国家领袖和重大事件时,他却试图让美国人了解到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让美国读者能够明白中国并给予尊敬。
▌即将告别中国
近日,网友在豆瓣流传,何伟即将离开川大,因为学校没有给他续签合约。接着,何伟委托好友何雨珈正式发表英文声明:暂时离开,享受在川大的教学经历和成都度过的美好时光,希望以后再回来。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能重新返回中国。无论如何,我们都在成都留下了极其美好愉快的回忆。”
何伟热爱中国,他前后在中国度过了共十多年的时光,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进步和文明,他也亲身参与了中美的友好交往,并且改善了美国大众对中国的看法。他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他的即将离去可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逝去,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既是一种遗憾,也有一点惶恐,未来的世界,可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作为亲身参与了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美国作家,他的著作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只想理解中国
何伟英文原名叫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1969年6月14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他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他的代表作《江城》《寻路中国》等是脍炙人口的描写中国社会的大作。
人们称他是中国问题专家,是“比中国更懂中国的美国人”,他自己则说:“不做中国问题专家,只做一名想要理解中国的外国人。”
这可能是他的作品那么感人的原因之一,他不是为了假扮上帝指点江山,告诉中国人应该怎么做,而是忠实地记录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让读者自己主动思考。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何伟小时候对外国的事情不感兴趣,特别是中国,“如果那时候你问我,中国大陆和日本和台湾有什么分别,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何伟的父亲是个社会学家,这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父亲在工作的时候也采访过好多人,是特别爱说话的一个人,很会讲故事,对什么人都感兴趣,不管是工人还是地位高的人,他父亲都跟他们交流。
父亲是要提高他的观察力,小的时候他们总是这样做。而父亲这种习惯也是从他的老师那儿学的。
他父亲是匹兹堡大学的博士,60年代在匹兹堡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社会学家,名字叫Peter New,这个人特别受学生爱戴,因为他是个观察力特别强、特别会讲故事的一个人。实际上何伟的英文名字Peter,也取自于这个Peter New。
何伟小时候Peter New在他家做客
Peter New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国人,他的汉语名字叫牛康民,在上海出生、长大,他高中时去了美国,在美国就读于达特茅斯大学。
牛康民的嗓门洪亮,他很喜欢讲故事,他的幽默感特别好,他也是一个爱说话、爱观察的人,即便远离故土,他也能四处为家,这是何伟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
因为牛康民身高超过一米八,这使得何伟从小就觉得中国人身材魁梧,无所不能。因为何伟在小的时候没有看到其他的中国人,就是他一个人,以为他就代表全中国了。只要我听到“上海”这个词,何伟说,“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充满巨人的城市画面。”
何伟开始慢慢对中国感兴趣,后来何伟发现牛康民的背景特别有意思:他的爷爷叫牛尚周,1872年,他的爷爷是清政府派去美国读书的,就是下面这张图里最右边的小孩。
那时候清政府有一个工程,叫幼童留学计划,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中国要发展,要向外国人学习,所以派了130多个小孩儿,去美国的名牌学校留学。
牛尚周去的是埃克塞特,一个很有名的寄宿学校。他们大概是在美国待了可能接近15年的时候,然后要回中国帮助建设国家了,但那是在清朝末年,他们有好多问题,这个工程后来被停办了,所以他回到了上海。
有人说,这个工程没有成功,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影响特别大。后来牛尚周的儿子牛惠生也去了国外学习,去了哈佛大学。然后牛惠生回了上海当医生,跟他的弟弟一起。他们在上海有一个私人医院。
牛康民就是在父亲牛惠生的私人医院长大,在1985年,他突然去世。当时何伟只有16岁,那时对中国还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实际上他对何伟了解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何伟也没有跟他说过几句话。
牛康民对何伟影响是间接的,他影响了何伟的父亲,何伟的父亲又影响的何伟,而这件事的起点竟然是清朝幼童留学计划,最后何伟竟然也来到了中国,并记录了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就想实现却在当代才实现的发展之梦,历史的螺旋让人惊叹。
前排中间为牛惠生,他当时是中华医学会会长
▌来到中国,爱上中国
27岁时,何伟来到中国,并开始学习汉语。他开始发现,牛康民给他的影响特别大,因为Peter New是他父亲的老师,他的观察力和他的角度,对何伟特别有影响。
牛康民的角度,不是简单的角度,不能说他的角度完全是美国的,或者完全是中国的,因为他有一些文化是中国来的,有一些是美国来的,所以何伟觉得他的思想比较灵活,比较有弹性。
何伟刚到涪陵的时候,显得有点傻,因为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于是他开始学牛康民,有的时候变成一个外国人。这是一个好处,他跟人采访,可以说:“对不起,我不懂啊,你可以再告诉我,你可以再说一下。”
这很自然,在中国有好多人很有耐心,如果是个外国人,如果还是作家,他们就更有耐心。而且每一次他们回答,何伟可以发现新的东西,新的细节。
何伟在中国比较喜欢采访的是农民,还有工人,比较普通的老百姓,因为他可以跟他们讲好长时间,他们很有耐心。
也正是在这样的一次次采访中,何伟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爱上了涪陵,也爱上了中国。
后来他把这些故事整理成书,就是专门写涪陵,这本书就是著名的《江城》。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非虚构就是所有内容都是真的,不能创作。《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在这本书里他写道: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寻路中国,记录百姓生活
何伟去浙江写《寻路中国》的时候,写了特别简单特别小的一个工厂,可能只有十几个工人。他去了好多次好多次,研究这个厂一共有超过两年的时间。
工人们有时候问他:你还没有写文章吗?我们是那么差的一个工厂,你为什么对我们感兴趣呢?
他们可能想,他们是好差的一个工厂,何伟可能是好差的一个记者。但是他们还是有耐心。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有时候人们怕何伟是一个间谍,是要做同样生意的竞争对手派来的。所以何伟也经常给他们一些证据,比如给他们看自己写的文章,或者一本什么书,在中国的网站等等。
从1996到2007年,这段时间何伟几乎都在中国生活,他在中国边走边看边写,从涪陵到北京,到浙江,再到更广袤的东北、西南,他完成了自己的著作。这些年也是中国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那时,内陆城市的变化可能要比北京上海更大。
何伟也觉得在涪陵时自己的变化最大,他坦言“离开涪陵之后,自己就没有那么多变化了,也比较稳定了。”
谈到中国的未来,他说,“我喜欢的不是中国的未来,而是我看到的现在的中国,地方上的普通人的生活。”
普通人,一直是他作品里的主角,他对政府这块领域不是很感兴趣,虽然偶尔也会写当地的一些干部是怎样的,比如涪陵的一些领导,但是并不涉及高层的领导。
通过记录真实的中国乡村,何伟希望联接到中国的过去,也想探究中国未来的可能性。而这其中他始终聚焦的,是中国最普通的人。一个个普通人的际遇,共同构筑了这个时代的侧脸。
何伟在江上对一家人进行采访
▌最重要的就是真实
何伟说,喜欢写一些让他花很多时间与他们在一起的人。最好让这些人足够舒适,自己只是观察,而不是互动和提出问题。这么做是为了尽可能的保留原汁原味的真实。
何伟将镜头对准日常,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困境。他在公园、茶馆、面馆间游荡,认识了面馆老板、顾客、司机、小商小贩……他和这些社会上的人建立起亲密深厚的关系。
他认识到,这些社会上的人需要运用自己的头脑、运气加努力赚钱,他们为的只是过上好日子。
通过何伟的文字,中国人透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看见自己的国家,获得新奇又震撼的体验。他文学化的非虚构写作方式,对许多中文写作者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说非虚构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必须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同时也可以借鉴虚构写作中的一些方法,这体现在写作手法、风格上面。
2010年后,何伟曾举家移居埃及开罗。2019年8月,他又全家回到中国,搬至四川成都,并于同年秋季起任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教授的内容就是非虚构写作,他想让更多人学会用真实而又有趣的文字记录被忽视的历史细节。
然而,可惜的是,现在他就要离我们而去了,他这次离开,不知何时才能再次返回中国。
在中国的这些年,他留下的除了十几年和家人一起在中国的美好回忆,还有他献给中国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留住了我们那些走向开放、文明和进步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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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沉思的托克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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