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7日星期日

学者:习近平“去江化”的深层内涵

中共十九大在即,党内习近平和江泽民两阵营展开最后激斗。海外学者指,习近平不仅要踢开“江核心”,还要终结江泽民时代遗祸无穷的权贵经济。

9月16日,《风传媒》发表旅美学者吴祚来的一篇文章“习近平要终结的是江泽民时代的权贵经济”,提出了上述观点。

文章说,习近平上台后不愿意像胡锦涛那样屈身苟且,充当江泽民的傀儡。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体制生态与经济时势上,习无法继续江泽民时代的政策。现在习近平要终结的,不仅是江泽民对整个中国政坛的控制或精神影响力,还有江时代开始做大的权贵政治。

文章称,江泽民是邓小平最后一次政变(八九政变)的最大获利者,踏着六四鲜血走上政坛。江进京初期被极左力量包围与驱使,准备左转,受到邓小平的强力遏制,邓因此差点又废黜江泽民。但邓这位铁血人物,当时已是强弩之末了,只能顺势而为,无可奈何地让其承继大位。

江泽民不可能像邓小平那样在军中拥有威权,所以通过用升官发财换保驾护航的政治经济交易,获得枪杆子拥戴。但这种对政治核心的有条件拥戴(你让我们腐败,我们让你当核心),军政腐败双赢的模式,习近平时代难以为继,因为腐败到极致将动摇中共的政权。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是虚的,而元老家族获得政治与经济权益是实的,精英阶层获得政治经济利益是实的,国有企业被权贵们转型成的私企,也是实的。

所以江泽民时代经济政变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潜在的,它使中国的政治转型变得更加艰难。权贵联盟、全方位的污染、全民拜物教、政府腐败、全民无道德底线,都是以轻歌曼舞的方式,走进新时代。

文章说,江泽民让权贵们拥有了一切的先机,由中共政权为其保驾护航,只有个体户、下岗城市工人与农民工,在摸石头过河。他让权贵们先富起来,特别是红二代与官二代,同时让城市相对于农村,获得发展先机,让东部相对于西部,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政策倾斜。所以,江泽民在做大权贵同盟的同时,制造了国家经济版图的大分裂。

文章说,江时代发生了两次大的政变,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三个代表”,使中共成为权贵同盟。与之相应的政变是经济政变,将国有资产变成权贵资产。

文章还提到,为了政治安全,江泽民在政治领域有二次大:一是为了党国的政治安全,另一则完全是为了自己。

一个大动作是全面打击与迫害民间信仰组织法轮功,几乎是倾国家之力而为之,制造了数以十万计的修练者入狱、劳改或被拘审。江泽民认为这样庞大的社会团体极有可能挑战中共权威,所以痛下杀手,对相关修练者的迫害不进入法律程式,现在许多律师受到迫害,也与代理民间信仰者案件有关。

另一个大动作是江泽民完全掌握了中共军方高层,在退任党国最高领导人之后,仍然非法当任国家军委主席二年,并成功地通过其任命的,架空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

江泽民关闭国有资产管理局,为权贵侵吞国企资产提供方便

日前,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在《美国之音》发表的“公私之变(2):不被承认的私有化”一文中说,从1998年到2003年这段私有化高潮时期,江泽民政府关闭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制造了长达6年的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权贵、国企经理厂长及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

程晓农过俄国和中欧数国的私有化过程,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由政府鼓励并保护、允许干部直接侵吞国企资产的私有化方式,只有中共采用;中欧各国的私有化基本上不让共产党干部染指。

何清涟文章说,中共政权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全面和计划经济抛弃了,改用共产党资本主义巩固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专制极权制度。

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黑暗行为,例如红色家族的疯狂敛财所起的示范作用,导致官僚系统及整个国家高度腐败。这种腐败政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当财富与上升机会都被社会上层垄断之时,占总人口约80%的庞大社会底层必然产生对精英阶层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文章结论是,中共这一“经济转型”过程完全漠视社会公正,剥夺了民众的权益。这样一种只有利于统治精英的制度安排,为日后中国的社会冲突埋下了深重的祸根。

阿波罗网李华明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李华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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