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款诈骗等“特殊诈骗”案件的年受害金额在去年首次超过400亿日元。数年前出现了一个诈骗组织，将窝点设在中国 ，向日本国内拨打诈骗电话，诈骗受害规模不断扩大。
这样一个窝点连警方也没有充分掌握。目前一名原黑社会组织成员(男性)向记者透露了这个诈骗窝点的实际状态。根据证言，该男子去年秋天在中国福建省某高层 住宅楼的一套房间中，与其他十几名日本人一起，以日本国内的老年人为作案目标，进行拨打诈骗电话的活动。
诈骗窝点位于中国福建省某高层住宅楼中
该男子在日本国内时被朋友(原黑社会组织成员)邀请:“在中国有一份工作每天能赚200万日元”，于是来到中国。该男子在离开黑社会组织后生活困难，所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名男子和其他日本人的工作内容是从日本时间上午8点半至下午2点半不停地打电话。据说到下午3点日本的银行关门之前是决定他们的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时刻 。他们使用通过网络连接的IP电话，话费比较便宜，也不及被追踪。
这些成员还收到了一本名册，封面上写着“独居老人名单”，按照日本不同的地区分类。每名老年人都被3至4名“接线员”分成不同角色进行诈骗。据悉该男子参与 诈骗活动达数十天。
他证实称，该窝点的诈骗手段是，首先由假装警察的接线员提出“电信诈骗受害者的金钱被汇入你名下的账户。为了防止账户冻结，让银行协会的人向你说明一下相关手续”。接下来由扮演银行协会的接线员询问出账户中的金额，并要求接电话的人取出这些现金交给银行的负责人。在打电话过程中，由扮演律师的人插进来告诉对方:“这次通话是依法进行的，请您放心。”
对这些打电话的日本人进行管理的，是一名会说日语的中国男子。当打电话的人示意“诈骗成功”后，这名中国男子就马上联系日本的窝点，安排“接收人”去接收现金。而扮演银行协会的人在电话中说:“负责人现在正前往您家，一直到把钱交给负责人之前都请不要挂断电话。”持续和受害人保持通话。这是为了防止受害人报警，并确认现金的收受过程。
据说一名女性受害者曾在电话中说“(负责人)还特意来一趟啊?那我做好 饭准备着(款待)”。向记者作证的这名男子称:“虽然觉得良心上有些过意不去，但我还是强忍着没笑出声来，对身边那些欣喜若狂的同伴们什么也说不出来。”
在中国诈骗窝点的生活也并不舒适。“工作过程中”完全没有休息时间，据说有人每天要打300通电话。根本没有事前说好的3万日元的日薪，打电话的3人每天只能拿到100元人民币作为饭费和买烟钱。吃饭的地方被限制在附近的指定食堂，想外出则需获得持有房间钥匙的中国人的许可，即使被允许外出，也要求他们“在外边不许讲日语”。他们趁着监视者不注意，偷偷跑到汉堡连锁店才能真正休息上一会儿。
即便如此，依然不断有人从日本来到中国做打电话的接线员工作。其中既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接线员能得到诈骗金额5%的报酬，据说还有同伴3个月赚到了500万日元，那么可以计算出这名同伴共诈骗了1亿日元的金钱。据悉有一名20多岁的男子在网吧时被人邀请后来到中国，在该窝点呆了1年多。他将这一过程视为“很有成就感的游戏”，非常享受。
这名男子还问过中国管理者为什么选择 诈骗日本人。据说这名中国人回答:“在中国骗中国人的话可能会被判死刑，但是骗在日本的日本人不会被逮捕”。据说他可以当局内部的协助者那里事先打听到(公安机关等)突击搜查诈骗窝点的预定日期，并提前将用于诈骗的老年人名单和电脑等转移到其他场所。据称以日本为目标进行诈骗的组织，在北京、上海、大连等地都存在。
警方尚未掌握的实态
“来自中国”的汇款诈骗开始增加是从5年前开始的。由于日本警察无法在中国独立进行调查，只能和中国的公安当局不断交换信息。中国国内的电信诈骗活动也极其猖獗，所以公安机关十分重视。
向记者透露信息的原黑社会组织成员
记者见到一名生活在日本的中国男子，他负责管理10名在日本收取诈骗资金的“接收员”。头目虽然是中国人，但团伙中也有一些“指定暴力团”(黑社会组织)成员。当记者想打听组织规模时，这名中国男子拒绝回答。他说:“我跟你说了(组织规模)这件事如果被发现的话，那我在中国的家人就会被杀掉。”
汇款诈骗等特殊诈骗案件在2013年(截至11月)的受害总额约达425亿日元。大幅超过2012年约364亿日元的史上最高值。警察厅干部表示:“没逮捕到组织头目，所以受害未能减少。”而对于诈骗组织来说，末端的接线员和收钱人都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扔。要逮捕头目，必须搜集大量信息才，彻底调查犯罪团伙的实际状态。
受害人中8成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据一名对诈骗组织比较了解的原黑社会组织成员透露:“成为(诈骗)目标的老年人今后还会增加。因为很容易就能骗到一大笔钱，现在参与汇款诈骗的人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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