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5日星期日

预言:郭文贵将爆料的两个新常委-栗战书、赵乐际

作者:禁评,来源:禁闻网来稿,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习近平 江泽民

笔者预言,郭文贵将爆料的两个是:栗战书、赵乐际。依据是什么?

正如笔者的文章《郭文贵爆料江绵恒 江曾内讧,曾庆红给江泽民背后一刀》曾经分析过:郭文贵真正的老领导就是曾庆红,其爆料最终目的就是平,爆料的目的是清君侧。

十九大新常委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五个人,汪洋是团派,韩正是江派,王沪宁是三朝元老,只有栗战书和赵乐际是习近平的嫡系,栗战书从十八大以来就成为习近平的左膀右臂。而赵乐际王岐山的书记,将继续协助习近平反腐清洗政敌。

如果郭文贵真正的老领导就是曾庆红,其爆料最终目的就是习近平,爆料王岐山的目的是清君侧,如果接下来继续沿着清君侧的路线走,那么矛头应该对准谁?显然,就是栗战书和赵乐际。

先生在他的文章《“不站队”理论》中曾说:“我一向提倡‘不站队’(跟刘刚等说过)。因就现在而言,体制内谁也不肯放弃专制走向民主。如此,无论站在哪边,不都是自作多情?” 事实如此。“新领导”上台後,看似有点左倾,最近又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如是,你就站在“老领导”一边的话——其一,“老领导”就肯定能翻上来吗?即使翻上来,就会右倾、会走向民主吗?其实,那“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就是“老领导”们发明的?

笔者非常佩服顾晓军先生,顾老先生的“不站队”理论真的是非常精辟。但是顾老先生,对老领导的看法有点偏差,笔者要与顾老先生商榷一下,在我的文章《习江对决 必须旗帜鲜明的打江挺习(一)支持习近平的九个理由》也提到过:“老领导”是绝对不可能放弃专制走向民主的,“老领导”的血债,“老领导”的罪恶早已堵死其走向民主的路,因为民主制度必然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阳光下,“老领导”的罪恶就再也无法隐瞒,“老领导”的黑幕就将大白于天下,中国民众的唾沫也足够淹死“老领导”1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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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看法是,老领导(江曾血债派),是绝对不可能给予中国民众民主自由的,因为他们做的恶太多,他们欠民众的血债太深太巨大,早已经无法回头,一旦民主自由新闻自由实现,他们的黑幕就将大白于天下,他们必将无法逃脱人民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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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顶层大换班 4副总理3个被指门外汉

目前,四名国务院副总理将卸任,继任人选基本确定。港媒称,据传继任的四名人选中,除了刘鹤外,韩正、孙春兰和胡春华都不具备经济才干,国务院新班底缺陷太多,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困难。

多家媒体披露,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刘鹤等人可能将出任中共下届副总理,其中常务副总理韩正可能分管工业和国企改革,孙春兰可能分管文教卫生,胡春华可能分管农林业及生态文明,刘鹤可能分管金融及外经贸。

港媒《东方日报》11月4日报导说,从目前情况看,刚刚上任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肖捷与部长赵克志将毫无疑问出任,其他国务委员还可能包括分管食品衞生、安监生产的王勇、兼任国防部长的魏凤和、兼任外交部长的王毅以及兼任发改委主任的何立峰。

实事求是而言,中共国务院这个班底有不少缺陷,一是财经能力并不是很突出,除了刘鹤是经济方面的专业人士之外,其他人恐怕都是财经工作的门外汉。包括韩正、孙春兰、胡春华,都是省市党委书记出身,搞党务或许有经验,但要统筹全国经济发展,恐怕就力不从心了。

中国经济规模巨大,问题复杂,而且深度参与全球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联动性愈来愈紧密,金融问题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前两年的股灾,差点动摇国本。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具有专业背景又兼具国际视野,并具有广泛市场号召力的财经管理班底,中国经济发展难免蒙上阴影。

这个班底的另一个缺陷是老人太多,新人太少。目前各国政坛已进入新老更替的阶段,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元首很多是七○后的新生代,但中国新一届国务院领导层平均岁数超过六十岁,虽然有老成谋国的说法,但总体上暮气太重,对新事物新趋势的感知与接受能力偏弱,而且身体如何应对繁重的国事压力也是一大问题。因此中共将面临艰巨的挑战。

外界普遍认为,作为江派地方大员的韩正能跻身中共政治局常委,而入常热门人选之一的胡春华未能入常,江派背景的孙春兰留任政治局委员,习近平的十多名旧部、同学或亲信进入新一届政治局等,这些都是中共高层各方角逐、平衡的结果。

其中地方大员韩正,被指江派上海帮人马。《路透社》曾报导,江泽民希望韩正留任上海,以照顾其家族和盟友在上海的利益。因为其儿孙深陷的上海贪腐地堡只要崩掉一个角,整个江氏家族必然瞬间坍塌。

港媒《前哨》2015年曾报导称,江泽民之子江绵恒被指是上海的〝地下市长〞。不仅上海市长杨雄对他言听计从,他对韩正同样颐指气使。江绵恒曾向韩正承诺,只要韩正在任期内保证上海平安,摆平一切〝不安定〞的纠纷,下届将保证他入常委。

29日上午,上海召开全市高层官员会议,由新任中组部长宣布任命,刚跻身政治局常委的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与原江苏省委书记李强握手交接。

现年58岁的李强是习近平的浙江旧部。十九大上,李强晋升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此次空降上海,显示习近平的影响力已全面覆盖这个经济重镇。

韩正此次进京,被认为是习近平〝调虎离山〞,让他与李克强〝碰撞〞是上面的安排。

而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孙春兰,在2014年底接替落马的令计划出任统战部部长后,当时有北京政治观察人士说,孙春兰个人能力很有限、很差,把她放在天津市委书记这个位置上,实际上有些“赶鸭子上架”。

该观察人士表示,孙春兰任天津市委书记后,天津没有任何进展,当局在很多方面对孙春兰的表现并不满意,这才有了将其调任统战部长,明升暗降,低职高配,甚至可以说是遭到贬职。

胡春华被指是中共前元老指定的“接班人”,一度是此次十九大入常热门。其主政广东期间,紧跟习近平反腐步调,广东经济发展也多次受到当局肯定。不过,十九大上胡春华意外“失常”,被指派系斗争的结果。

副总理人选依然是谜

目前,中共国务院的常委副总理张高丽和副总理刘延东、马凯,这三人已届龄,另一名副总理汪洋已入常而离任,料将掌中共全国政协。由此空出的这几个职位将由谁来,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热点。

日前,有多家海外中文媒体报道称,除常委韩正将如外界预测的出任中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外,3名副总理将由政治局委员胡春华、孙春兰、刘鹤担任。

67岁的现任中财办主任兼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成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刘长期担当中央经济领域的核心智囊,曾参与制定五、六份〝五年计划〞。习上台后也相当依重刘鹤,几乎每次视察或出访都安排他陪同,传习曾向来访的美国官员介绍刘鹤时说:〝他对我非常重要。〞

除了上述三名副总理人选外,还有媒体消息称,杨洁箎也将升任副总理,分管外交。

如果属实,这将是继钱其琛之后,相隔十五年中共政坛再次出现主管外交的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这意味着习近平在未来年打算提升外交工作的重要性。

杨洁篪目前是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共国务委员,曾任中共前外交部长,被认为江派背景浓厚。

有消息称,杨洁篪的所为使其在习近平上台后一年多,其外交部长职位被王毅取代。2014年港媒消息透露,杨洁篪已向作了渎职检查,承认任期内放任腐败,违规事件不断发生,部门党纪、政纪涣散、作风堕落等,提出引咎辞职。

而杨洁篪此次入局新一届政治局委员,被外界认为是中共内部权斗的结果,至于其是否会出任副总理,还需要时间来观察。

按惯例,国务院的人事安排要待明年三月的〝两会〞上才会正式揭晓。

阿波罗网李华明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李华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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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无怠的启示:当间谍的底牌被掀开时

作者:萧良量

为中共服务41年,暴露后被主子暗杀的金无怠

那些「战斗在心脏里」(中共语)没有暴露的特工们,在中共建政后都没有好下场。

最轰动一时的是美籍华人金无怠间谍案。金无怠(Larry WuTai Chin)潜伏在美国情报机构37年之久一直没有被发现,直到1985年金无怠退休后四年,由于中共安全部北美情报司司长俞强生向美国投诚,才把金无怠供出来,成为轰动新闻。

金无怠是前中共总理周恩来招收的特工。从1944年成为中共间谍开始,金无怠就给周恩来发去各种情报。后来,金无怠成为美国中情局的中国通,曾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负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所有亚洲国家的情报监督和交换,包括台湾和日本及韩国等。差点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他的是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决策提供研究报告,同时,金无怠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底线等绝密情报不断交给中共。到被捕时仍是中情局顾问。

俞强声被美国中情局策反,代号「舵手」

1982年9月,联邦调查局()中国反情报组组长史密斯(IC Smith)接到中情局通知,说美情报界遭长时间渗透,对方是个和中国的人。消息是从一个中情局策反的中国情报机构人员、代号「舵手」(Planesman,俞强声)处获得。

随后舵手提供更具体的消息:1982年2月,这名男子搭乘航班抵达北京,入住前门饭店553号房间,跟 中共公安部高级官员且参加高规格晚宴,并被奖励5万美元。

1983年4月,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授权FBI监听金无怠电话,并对信件、住所及行动进行监控,展开代号「鹰爪行动」调查。

1983年5月,金无怠再次启程去香港。FBI在出境机场,秘密检查金无怠的行李,没有找到机密情报,但却发现一把北京前门饭店553号房间的钥匙(一年前离开时忘了归还)。这与「舵手」提供的信息对上了号。

中共北美情报司司长俞强声向美国投诚

1985年的一天,美国中央情报局忽然接到了一个来自美国国内电话,自称是俞强声,要向美国政府投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一听这人叫俞强声,又惊又喜。俞强声是中共安全部门负责美国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北美情报司司长。

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安排与之见面,经过反覆鉴别,确认这位就是货真价实的俞强声。美国中央情报局马上成立了特别部门,重点保护好这位负责美国情报的重要人物,美国国会马上通过了特别法案,让俞强声的安全得到保护,身份得以解决。

左是俞强声的父亲黄敬,右为俞强声。

俞强声是十八届中共政治局、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哥哥,他们的父亲是中共元老、中共第一位天津市长黄敬。黄敬本名俞启威,年轻时曾与江青同居,和江青分手后,同范瑾结婚,生下俞家兄弟。范瑾本人也是中共老干部,文革前曾担任北京副市长兼《北京日报》社长。由于当年抛弃了江青,成为毛妻子的江青在文革中利用权力图报复,把黄敬折腾死了。江青对黄敬的妻子范瑾又妒忌又仇恨,所以范瑾在百般折磨中差点丢了命。

俞强声投诚美国的动机至今是个不解之谜。唯一的解释是与父母的悲惨经历有关。

金无怠的末日到了

俞强声携带金无怠的档案到美国投诚,使美国联邦调查局得到金无怠在中共国家安全局的代号和通信证据。不久,美国政府公布逮捕了退休4年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亚洲部总负责人、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美籍华人金无怠,并指控他是中共间谍,是中共某情报部门的少将副局长。

金无怠1922年出生于北京,燕京新闻系毕业。1938年开始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担任译员,1944年被周恩来收为中共间谍。1949年到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工作,1952年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冲绳岛为美国中情局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局工作,在那里娶了台湾女主播周谨予做妻子。1961年金无怠调至加州,后又调至佛州中情局总部,1965年加入美国国籍,1970年10月金无怠向中共传送了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国建交的机密文件,让中共及时政策以得到最大政治利益。1981年金无怠退休,退休之后,仍在中情局担任顾问工作。直到1985年被俞强声供出为止。

1985年11月22日,金无怠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到被逮捕时,金已经替中共卖命41年!

但金无怠为中共服务这么多年,所得酬劳仅十万美金,而且存在香港。在他入狱后,中共立刻冻结了汇给他香港银行帐号中的所有存款,并断绝所有联系。金无怠为中共卖命41年,除了送一条命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金无怠恶事做绝

中共间谍、美籍华人金无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里少有通晓汉语的人,他逐渐成为中情局的中国通,职位也逐步提升,最后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亚洲部负责人,负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所有亚洲国家的情报监督和交换,包括台湾和日本及韩国等。

1963年金无怠与其第二任妻子周谨予的新婚照。

金无怠1949年到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工作,1952年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冲绳岛为美国中情局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局工作,在那里娶了当时台湾最有人气的女主播周谨予做妻子。

金无怠直接参与韩战中的情报工作,也是台湾情报当局与美国情报当局的联系人,后来还成为美军与台湾情报网的联系负责人。在那时,金无怠就经常将美军和台湾的情报转交给中共情报部门。

韩战期间,金把大量美军情报转送到中共高层手中,其中包括志愿军战俘「反共」名单,这使当时正与美方谈判的中共代表强烈要求遣返全部战俘,这些人回到中国,其结局不言而喻。1970年10月金无怠向中共传送了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国建交的机密文件,让中共及时调整政策以得到最大政治利益。尼克松政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中共作出了一系列让步。金无怠的活动还使美国在越战中失去了许多战略上的优势。

由于美国的反间谍工作有很多疏漏的地方,导致金无怠几十年的间谍生涯没有一次失手,甚至到了他被捕之后,他的台湾籍妻子都不知道同床共枕了几十年的丈夫竟然是中共的高级间谍。

完美的间谍底牌被掀开了

1985年11月,FBI探员登门拜访金无怠,直奔主题,起初金无怠否认在中情局工作期间或退休后,跟中国情报官员进行过任何接触。但当听到「区启明」这个名字后,金无怠的镇定消失了。从1952年开始,跟金无怠单线联系的中共特工就是区启明,他俩合作关系长达20多年。底牌被掀开了,在证据面前,金无怠只好承认自己是代号XX的中共间谍。

当《华盛顿邮报》登出金无怠被捕,指其在过去30年里一直向中国传递情报时,震惊美国社会。

他的好友张茂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透露,在日常生活中,金无怠非常节省,「衣服、鞋、袜都是Yard Sale(私人在自家庭院卖自己旧货)买的,他从来没有到百货商店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不过张茂林还透露,金无怠又好色、又好赌。

时任FBI中国反情报组组长史密斯表示,「最成功的间谍是那些表面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人,他们从不惹人注意、不开豪车」。「从很多方面看,金无怠是一个完美的间谍。」

根据法庭文件,金无怠在1944年在美国驻中国福州联络处获得秘书兼翻译差事时就被中共策反。

史密斯表示:「当他看到一份文件,他觉得北京可能会感兴趣时,他会把文件藏在外套口袋里,或是袖子里面,然后走出办公楼,回到家把文件用相机翻拍下来。第二天再把文件放回原处。攒下两卷胶卷以后,他就会和外界联络。」

尤其是1965年,金无怠成为中情局的正式雇员后,获得接触最高机密的权限。但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他的中共单线联络上司区启明被关押在监狱里,到1976年两人才恢复联系。

也就是说,1965─1976年间,金无怠向中共传递的情报非常有限,这与他留下的个人日记也能对上,他有一个习惯、凡事都要记录下来,这也给FBI留下了诸多证据。

1976年后,区启明告诉金无怠两条路径向中共汇报情报:第一、如果有机会来香港,事先给香港的「罗先生」写一封信或寄一张明信片,有人会在指定日期南下来见他;第二、如果有机密情报要传递,打电话联络加拿大多伦多的「李先生」。

根据记录,从1979年到1982年,金无怠至少四次先飞往纽约的水牛城,再驱车前往多伦多与「李先生」接头,把胶卷交给他。而他提供的每一批情报都需要中共两名翻译花上两个月时间才能全部译成中文,之后呈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与此同时,金无怠的香港银行户头的存款也有所增加。

人作孽总得有个截止期

1985年11月22日,卧底41年的金无怠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1986年2月,陪审团裁定金无怠的所有17项罪名成立,包括6项间谍罪和11项欺诈和逃税罪,并定于3月4日判刑。

刚开始金无怠相当沉着镇定,在等待判决期间,金无怠接受中文报纸采访时,呼吁中共以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作筹码交换他出狱,他呼吁中共当局能与美国政府谈判,像美国与苏俄以前曾经做过的那样交换间谍,让自己回到中国。

这让人不禁想起中共最近的一个新闻,披露的是中共自己的领导人的下场。

201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六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去上海寻根。根在哪里?就是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中共一大会址里有一组雕像,是参加一大的中共领导人,共13人。中共自从1921年7月23日建党以来,党内自相残杀至今都没有停止过。与会代表的结局如何?

这13人中,先后有7人脱离中共,或被开除党籍,包括大会主席张国焘。最终只剩毛泽东和董必武1949年10月1日走上了天安门城楼。

为中共夺得江山的女特工沈安娜功劳大不大呀,中共夺得江山后,她就没有用了,文革中差点被整死。和沈安娜的功劳相比,金无怠算个啥呀?!

金无怠以为自己给中共提供过那么多有的绝密资料,中共肯定会出手营救。照中共的党性来看,中共肯定不会救他,别说他已经退休4年了,就算他还没有退休,只要暴露了的间谍,就等于是一张使用过的手纸,除了赶快扔掉,什么价值都没有了。没价值了,中共怎么会再搭理呢?金无怠的悲剧就在于不知道中共是什么东西。

所以,间谍身份被披露后,令金无怠惊讶的是,中共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他们的特工,并否认和他有任何关系。当时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说,「金无怠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的,中国政府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派遣过任何间谍」,「我们同那个人没有关系,美国方面的指控毫无根据。」

金无怠仍幻想出现转机,他在狱中让妻子周谨予设法到北京一趟,争取面见邓小平,希望请邓小平出面同美国沟通。周谨予徵求一位朋友的意见,这位朋友说中共不承认金无怠为中共工作过,邓小平怎么可能出面援救呢?再者,外交部发言人的说辞就是中共的说辞,也就是邓小平的说辞,所以去北京也没有用。

金无怠被自杀

1986年2月,陪审团裁定金无怠的所有17项罪名成立,包括6项间谍罪和11项欺诈和逃税罪,并定于3月4日判刑。在证据和证人面前,金无怠只好承认自己是中共间谍。

被捕后3个月,还没到宣判日期,1986年2月21日,就结束了生命,时年63岁。按照他太太的说法,不是自杀死的,是被中共特务暗杀的。

当有记者问金案的检方律师亚若尼卡,当时打算给金无怠的量刑是什么,他回答:「我们没有到那一步,因为他自杀了。」但是原本的量刑将是「无期!无期!!无期!!!不能假释!」

金无怠死后,他的儿子金鹿石医生参与了法医验尸,尸检结论金无怠是自杀,没有他杀的嫌疑。然而这并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

当时负责此案的检方法律顾问、联邦助理检察官约瑟夫·亚若尼卡说:「我认为,除非有人暗示他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否则他应该不会这么做。」

因为把垃圾袋套在头上,再绑上鞋带,坐在地上窒息而死,是不可想像的。亚若尼卡说:「他像是专门练习过似的。人的自然反应,快憋死时本能的会把袋子扯下来透气,但金无怠不是,他就那么坐着。」

亚若尼卡说的「有人」,据说指的是金无怠生前的最后一位访客──在金自杀前两天,他妻子离开后稍晚,纽约华文报纸《中报》记者陈国坤与金见面。《中报》当时是美国华人社区一份貌似中允的华文报纸,非常火,销售量在六四之前已经超过世界日报。六四发生后,中报立即表态支持中共镇压学生,被读者强烈抵制,再没有人去买,于是一下子就垮了。

亚若尼卡表示:「或许我过分解读了这件事,但是当有这样一位访客、一位中国的记者,我确信他是中国情报部门的人,或是大使馆或领事馆派来的。这其中的巧合实在是太多了。」

金的好友张茂林说:「我一直都怀疑,我到现在还怀疑,他完全不像是自杀的。」他提及金无怠留下的最后一封信,里面还让妻子周谨予第二天给他带东西,「可是那天早上他就自杀了,所以我就觉得蛮奇怪的。」

按正常思维,即使再有人来暗示他自杀,他也不会用这种方式自杀,所以他的死应该是他杀。至于为什么没有找到凶手呢,这也很正常,因为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金无怠被自杀的启示

左为金无怠被捕时的照片,右为 大陆网民发现的位于北京香山果园内的金无怠墓碑。

现在,由于人的道德的败坏,不光是像金无怠这样情报工作的人会出卖良心,就是美国的个别总统和国务卿都会卖国,例如奥巴马和希拉里等,还有美国民主党议员,以及共和党里面的一些打着「政治正确」口号的议员、州政府的一些要员在干着毁灭人类道德的事。美国是世界宪兵,把美国用软刀子消灭了,那人类社会就会被销毁。能不能成功呢?他们以为能成功,但是他们注定会失败的很惨。

今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访问亚洲,其中包括到韩国与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到中国与习近平会谈,然后出席越南的APEC首脑峰会,就亚洲战略发表演讲;最后访问菲律宾,与杜特尔特总统举行会谈,对话内容拟涉及反恐、两国合作以及禁毒。现在世界最大的毒品输出国就是中共国。禁毒就是断掉中共毁灭下一代的梦想。

金无怠的下场是最好的例子,告诉那些现在依然在帮助中共毁灭民族、国家和自己的那些人。

「三尺头上有神灵」,人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正义的审判一定会让人类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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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要动大手术?赵克志两提肃清周永康遗毒

栗战书旧部赵克志刚刚入主公安部,三天内两次强调要肃清周永康的流毒,显示出清洗公安系统中江派余党的动向。

11月4日,赵克志出任中共公安部部长。10月28日,赵克志卸任河北省委书记,10月31日出任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

港媒《苹果日报》4日报导说,赵克志是习近平的亲信,赵克志这次接任中共公安部,显示这个曾是的阵地,已经落入习近平派系的手中。

虽然他接管公安部仅几天,但他在三天内两提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

10月31日,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上,赵克志以公安部党委书记主持会议,他强调,公安部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坚持政治建警,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

11月2日,赵克志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时,他再次强调,中共公安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外界认为,赵克志三天两提“坚决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说明周永康残余势力仍然存在;赵克志要求公安部“绝对忠诚、绝对可靠”,说明公安部仍然和最高当局对抗。

现年64岁的赵克志已快到65岁正部级退休的年龄,按惯例省委书记63岁不再安排连任,赵克志却破格晋升中共公安部部长,掌管公安部这一实权机构。

赵克志2010年被调任贵州省长时,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搭档,中共“十八大”前夕,栗战书上调北京,成为习近平的“大内总管”,赵克志接任贵州省委书记。

2015年7月,周永康的祕书帮要员、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后,赵克志被调任河北省委书记,主管京畿重地所在地的河北省。

港媒文章披露,据说,习近平原本有意提名王小洪接任公安部部长,但遭到公安系统高层反弹,不得已之下,习近平将王调任国安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晋升为正部级,在十九大上亦将其提名为中央委员。而赵克志因此入主公安部。

文章说,赵克志当初仕途起步于山东,后来转任江苏省常务副省长,原本有望接任江苏省长一职,但在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的排挤下未能实现,转到贫弱之省贵州出任省长,没想到因祸得福,与栗战书搭班子结缘。

20,前中办主任令计划出事之后,栗战书调中央办公厅主任,赵克志出任书记一职,又与陈敏尔搭班子,都成了政治红人,赵克志由此也进入习近平视野,很快就调任河北省委书记,将贵州书记一职交给陈敏尔。

评论说,赵克志因祸得福入主公安部,由他来掌握公安这个刀把子,习近平晚上睡得着。

中共公安部此前一直被江派人马把持,历任政法委书记罗干、周永康、孟建柱及现任政法委书记郭声琨都被指是江派大员,历任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周永康、孟建柱、郭声琨也都是江派人马。

尤其是周永康任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期间,主管公安、武警部队及司法系统时,曾曝出周永康伙同江派薄熙来、曾庆红、江泽民密谋政变,企图在中共十八大后的2至3年内夺取习近平的权力。

习近平上任后,先后拿下了薄熙来、周永康,同时对周永康把持的公安部队、武警部队进行大规模的清洗。

仅在中共公安部,就有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公安部前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夏崇源,河北政法委书记、公安部前“二十六局”局长(公安部的“610”办公室)张越等多名部级官员落马,副部长陈智敏被免职。

目前,公安部领导中王小洪和孟庆丰是习近平亲信,王小洪排名第四。习近平下属邓卫平也担任了公安部书记。习近平的预备军已经全部到位。

习近平亲信王小洪

公开资料显示,王小洪曾长期在福建公安系统工作,是习近平的福建旧部。习近平主政福州市期间,王小洪曾先后在其手下担任过福州市闽侯县公安局局长、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等职。

5月11日之前,中共公安部官网更新领导信息显示,一年前刚进入公安部的北京市公安局长王小洪,排名已从第九位跃升至第四位,并晋升正部级,成功跨越退休红线。

据公开资料,孟庆丰乃习近平之旧部,曾长期在浙江公安系统任职,2000年担任舟山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2005年至2009年出任浙江省副厅长。2009年,孟庆丰进京出任公安部犯罪侦查局局长、党委书记。习近平2002年至2007年主政浙江,与孟庆丰仕途有长期交集。此前媒体披露,习近平前后曾10余次到访舟山。

中国官媒新华社消息称,2015年7月9日上午,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带队前往证监会,会同证监会排查近期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显示监管部门将出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王小洪、孟庆丰二人之外,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一直在其任下工作的邓卫平也担任了公安部纪委书记,可以说,中共在“刀把子”系统内,已经搭建出一套“预备军”班子。

不过,江派人马掌控政法系多年,公安部仍有众多周永康党羽,多年来也一直在与习近平阵营对抗。去年的雷洋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近日习近平在大型政论专题片第四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说:“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头上三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警告政法之意明显。

港媒评论说,在此背景下,赵克志空降公安部之后,清理遗毒的工作仍然很重,甚至不排除对公安体制进行大手术。

阿波罗网李华明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李华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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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父上中共当惨死 钱钟书:吴晗不值得同情

作者:钱之俊

1950年代的反右,是中国知识分子劫难的开始,直至文革打倒顶峰,无数知识分子被打倒,他乡。在钱锺书看来,知识分子被打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沦丧,知识分子间的相互出卖。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在谈到的悲惨命运时,钱锺书颇有些戏虐地说“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1958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左二)到北京师范学院视察

1949年,面对改朝换代的变革,钱锺书夫妇最终选择留在国内。杨绛说:“从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传说共产党要‘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凭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们‘短命死矣’,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实话实说。”“我们发现新中国并不像反苏小说中所说的。我们既然只求‘坐冷板’,端上‘金银饭碗’生活无忧,有书可读,还要求什么呢?”(吴学昭《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大公报》2010年11月7日)“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我们仨》,第12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其实早在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约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教授,朱家骅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牛津大学也约他去任Reader。但他们宁死都不愿离开大陆这片故土,以最坏的打算留在国内,以最低的要求求生于中共治下的中国,所以结果往往使他们有“始愿不及此”之感。

“有惊无险”的1957

1957年的春天,天气异常。《顾颉刚日记》4月9日记:“今日仍大雪,北风颇厉,以清明后四日而有此,为我生所未见。气候又降至零度下,如此倏寒倏暖,不知又病倒几人!”(《顾颉刚日记》第八卷,第229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京城里病毒肆意,流感流行。

杨绛说,就在这个早春时节,钱锺书被请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可能参加了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毛决定发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鸣放是真心诚意的,感到很兴奋。钱锺书的好友傅雷参加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在给国外的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钱锺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第552页,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他的兴奋、激动、虔诚溢于纸面。毛的一席话就让他对其顶礼膜拜,可见讲话多么具有煽动效应。即使如此,像钱锺书这类知识分子,对形势的认识仍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保留。费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写出了当时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顾虑:“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吃不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早春天气”,说出了许多人对形势的看法,传达了他们复杂的心绪,从一个侧面“标示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潮流中所处的‘夹缝’位置,以及他们难以把握自身命运所必然产生的复杂的思虑。”(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第23-2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初春时节,天寒料峭,钱锺书心里惦记着父亲钱基博的病。这时冒着严寒,他来到武昌。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他似有预料,在这一年写下的《赴鄂道中》诗五首最后两首中,他写道:

奕棋转烛事多端,

饮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应褪净,

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

隐隐遥空碾懑雷。

脱叶犹飞风不定,

啼鸠忽噤雨将来。

杨绛说后两首诗寄寓了钱锺书对当时情形的感受。许景渊解读后两首诗说:“‘反右’之大潮即将到来,山雨欲来,风满高楼,一时人心惴惴,诗中‘脱叶’‘啼鸠’句喻知识分子之心态也。‘邯郸无梦’‘妄膜尽褪’则言先生胸怀高旷,超然物外,妄念全消,自不致再堕尘劫矣。足徵诗人颖悟,见微知著,故能摆脱尘烦,得非所谓机动心应者乎?”(许景渊《从钱锺书先生学诗散记》,《记钱锺书先生》第9页)“脱叶”二句尤其形象地表现了“放”而将“收”前夕知识分子的惶惑心理。脱叶犹飞,风向未定;古人过此,尚有黄粱美梦可作,而他夜过邯郸,正是入梦之时,却早已妄心全息,如膜褪净,连梦都没有了……(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随笔》1988年第4期)钱锺书曾在1986年4月把这两首诗写赠与钱基博的学生吴忠匡,以纪念吴在“反右运动”里的遭遇(1957年吴被补划成右派)。

钱基博在1949年后,也选择留在大陆,一直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即华中师范大学)就职。这位著作等身、深受尊重的国学大师,对新中国充满了热情和期望。1953年(67岁)开始,他身体转差,说话有困难,不再去教室上课,而是在家帮助指导青年教师。1957年春,儿子钱锺书再次来探望他时,他已病势沉重。此前,钱锺书每年寒暑假都会来武汉探望双亲。谁也没料到,此番一别,父子竟成永诀。

4月,中共中央正式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文学所内立即组织号召鸣放。但钱锺书并不“买账”,依旧“咬紧牙关”。“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我们仨》第135页)“风和日暖,鸟语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上面一再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动员催促,请客吃饭座谈,鼓动鸣放。其中有我们的老相识,也有人是我们心目中的政客。几位老相识还亲自登门来敦劝我们鸣放;当初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是他们,这会儿号召鸣放骂党也是他们。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话都正确。钱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随声附和。’”(吴学昭《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大公报》2010年11月7日)

5月,他的叔叔钱孙卿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钱孙卿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钱锺书夫妇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钱锺书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许大雄《我与〈围城〉中的赵辛楣》,《文汇报》2010年11日)

就在“反右”开始之前,有出版社编辑来京向他组稿。他说,这几年自己专注于翻译,没有创作,拿不出东西来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围城》,他也婉言拒绝。编辑对他说了一些“百花齐放”一类的话,“他呢,好像早拿定了注意,只是微笑,总不点头”。(刘金《已到春暖花开时》,《记钱锺书先生》第206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

钱锺书从武汉回京后,“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们仨》第136页)没想到担心什么来什么。重病之中的钱基博被成功“引蛇出洞”。这一年,年届古稀、身已患疾、担任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中共“鸣放”号召,抱着切实帮助执政党整风的态度,“本着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良好愿望”,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后被人称为“万言书”的信。信中,他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敞开胸襟,提出了很多事关党和国家建设大计的真知灼见。

6月,“反右”开始。钱锺书的众多师友和亲属纷纷落网。文学界的冯雪峰、周勃、陈涌、何直等相继落马。家人中钱孙卿、许景渊、钱锺汉、钱锺毅都被划为“右派”,钱基博受到批判。

钱基博的“上书”震惊湖北省委。省委当即将这封信转交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要求学校组织对其批判。1957年夏,华师校园内开始出现揭发与批判钱基博的大字报。7月初,钱锺书有“突击任务外调工作”,未能请假探亲。(罗厚《钱锺书书札书钞续一》,《记钱锺书先生》第329页)在父亲因言获罪后,组织上派人来京就此事“征询”他的意见,他回话说:“他年岁大了,你们认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王武子《关于六“不”说之说》,《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1月27日)虽不说饶其一劫,只是提醒人家自己父亲年事已高,何必追究;也深知大势所在,难左右大局,露出不尽无奈。9月26日至29日,历史系和中文系组织教师连续几次对钱基博进行了批判。夏天过后,钱基博的病情急转直下。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极度的压抑与忧郁中,钱基博溘然长逝。在这个批斗的过程中,以及去世后,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

文学研究所内形势复杂,人心浮动,此时已展开了激烈的鸣放、辩论和批判,如从12月10日至27日,历时17日,文学所内大小辩论会开了无数次,在所内形成了三大派别:系统派、当前派和并重派。这时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已脱稿,并在这一年发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诗人短论》和《序言》,虽然他在1957年6月写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书照样受到批判。后来他在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余英时认为“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化昆仑》第207页)其实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好评,如上层胡乔木和周扬当时都有称赞的话。好在小川环树的评论,很快扭转了批评的方向。

对于反右派运动,钱锺书夫妇本以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足为奇,直到运动结束,才知道右派的严重。据杨绛说,运动总结时,他们“很正确很诚实地”说,“对右派有共鸣”。(《我们仨》第136页)不知此话对何人总结?在当时的特殊气候下,以他两人的个性,敢对组织承认右派言论吗?

总的来说,钱锺书有惊无险的度过了1957年,并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钱锺书何以能逃过此劫

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与晚年杨绛关系密切的吴学昭曾撰有《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杨先生的文字(实际上就是转达杨的观点)。杨绛说:

“钱锺书凭什么应该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鸣大放,他没说一句错话,说的全都正确,却也不是违心之谈,凭什么该是右派呢?无非凭那份黑材料,认定他是‘全国最反动的知识分子’,还有别的理由吗?”(类似表述亦见《我们仨》)

钱锺书能避过“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对时事的认知有先见之明呢?杨绛也回答说:“哪有什么先见之明。钱锺书和我都‘脱离政治’,历次运动都不积极。”“我们只是‘不靠拢’,从来未表示过入党之求。不爱开会,勉强应景。对一切运动存戒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极端,一切运动都运动过头。”“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经过长期策划的手段,使我们想起来都后怕,对‘政治’更加悚然畏惧。所幸我们当时虽对右派言论思想上有种共鸣,却没有发表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逃过了厄运。”(《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钱锺书的不说确实保护了自己。中共建政后,他最明智之处也就在于,很多事他看在眼里,思在心里,绝不说、不写,因为他知道,“祸从口出”。这和从前比变化很大。吴学昭认为:“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他说过: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ience.多少年来,他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2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钱锺书不说不代表没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文人士子,以文字笔墨曲笔含沙者并不少见,钱锺书也不例外。李慎之回忆说,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读到《宋诗选注》时,曾为书中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邓绍基《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光明日报》2003年10月15日)这种曲笔言志的写法,在文革后推出的《管锥编》中更为常见。今者有人批评钱锺书的“默默无言”,缺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蒋寅《在学术的边缘上》,《钱锺书评说七十年》第15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这是缺乏历史体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无知妄语,他们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钱锺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现,没有洞悉政治本质的远见,没有坚守个人独立人格的决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钱锺书“黑材料”中“污蔑领袖著作”等言论,我想不是毫无来由的,它符合钱氏说话的风格。

钱锺书自己分析,他能轻易逃过关,主要是他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记钱锺书先生》第183页)这显然是书生看法。其实“反右”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辜的,都没有说错什么话,都没有理由被划为“右派”。仅仅因为自己的谨言慎行就能免于浩劫,这是天真的认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已被传闻说过“反动言论”的钱锺书,能免于被划为“右派”,应该不仅仅像杨绛说的这么简单。

除了谨言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钱锺书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使其身罩保护伞。在1957年之前,“毛选翻译”,“外事翻译”,这些经历一度让海外盛传他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锺书曾对夏志清苦笑着说,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记钱锺书先生》第180页)海外之所以会有他担任过毛的秘书的传闻,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胡乔木等中央高层都曾因外事顾问过钱锺书。(陆纬《清华狂才子当代一鸿儒》,《文化昆仑》第256页)有人说,钱锺书翻译毛选,“此事具有明显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柳鸣九《君子之泽,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锺书、杨绛》,《“翰林院”内外》第8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不仅如此,高层中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都是他的同学。夏志清猜测说:“在大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无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钱自称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并不这样简单。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让当代第一博学鸿儒卷入无谓的斗争之中。”(《重会钱锺书纪实》,《记钱锺书先生》第183页)尤其作为毛的秘书的胡乔木,从“文革”后他主动为钱锺书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对钱的重视。胡乔木直接负责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风,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也是通过他的笔第一次公布于世的。1957年的运动前后,胡乔木都是紧紧迎合毛的思想,为运动推波助澜的,他还不清楚这场运动的走向吗?“文革”中曾与钱锺书夫妇大打出手的林非、肖凤夫妇撰文称,在他们两家打架之后的第二天,单位的领导就找他谈话,“训斥他怎么敢跟大有后台的钱锺书吵架,说是他已将我们告到他的一位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那里”;“这对夫妇用心真是凶狠,竟要搬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幸亏那位当时的高官与我们素不相识,无仇无怨,所以并未听信一面之词,将林非置于死地”。(肖凤《林非被打真相》,《作品与争鸣》2000年第4期)但是杨绛似乎有意撇清他们与胡乔木的关系。《听杨绛谈往事》:“‘文革’前,胡乔木对钱锺书比较冷淡,而‘文革’后却十分亲厚,关心照顾,先后判若两人。钱锺书也不明白什么缘故。”(《听杨绛谈往事》第314页)揣测“二乔”在钱锺书1957年命运中的影响,这种世俗的眼光,也许是对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环境下是撇不了关系的。

“反右”从开始到尾声,钱锺书目睹了知识分子之间相互揭发、甚至诋毁的丑态,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提防、冷漠。可他对在“反右”中受伤害的人与迫害他人的人态度非常鲜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从未失却自己一贯做人的本心。郑朝宗1957年因言获咎,困顿三年。钱锺书听到他“归队”的消息后,第一个写信给他表示关怀,嘱咐他要读书养气,勿因受挫而从此消沉。(郑朝宗《怀旧》,《不一样的记忆》第115页)萧乾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被送到柏各庄农场劳动。一次回京,路遇钱锺书,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并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与之交谈一刻钟。文洁若说,那年月要是让哪个急于立功的“积极分子”撞见了,马上就会给汇报到人事部门去,成为日后挨整的资料,然而钱锺书先生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文洁若《与钱锺书先生邂逅街头》,《北京晚报》1999年1月5日)同样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吴兴华,那时也是有意回避亲友,以免连累别人,但钱锺书见面还是主动和他打招呼,态度一如既往,并无敬鬼神而远之的意思。(谢蔚英《和钱锺书做邻居的日子》,《北京晚报》1999年2月26日)而在1979年出访美国时,有人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着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化昆仑》第208页)他对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倾轧深恶痛绝,这一点与乃父钱基博有相似之处。胡志德分析说:“钱氏认为,就文人打破社会等级和背叛自己阶级地位所达到的程度而言,他们知识分子间的互相斥责,甚于国家在他们的不利处境中起的作用。依钱氏看来,最大的罪过就是trahhisondesclercs,即知识分子互相出卖。”(《钱锺书》第14页)

1957年过去了,顾颉刚在年终日记中写道:“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苏联贡献最多,有人造卫星,有星际火箭,有北极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阳能之发现。中国方面,以完成长江大桥为最显著之成功,而发动反右派斗争,使人知物质建设必须赖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间路线,亦促进觉悟之大事,有划时代之意义者也。”(《顾颉刚日记》第八卷,第359页)言语间依然无觉醒之意。如果说意义,这一年在中共执政以后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无疑具有标志意义,让中国知识分子实实在在经历了一次心灵与肉体的考验。但对于钱锺书以及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反右”还只是一场悲剧的开始,还有一场更大的文化浩劫在不远的前方。

来源:选自《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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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担心中共再现毛泽东式强人

作者:高锴

习仲勋

峥嵘和曲折的经历

习仲勋生于1913年,早年和刘志丹等一起闹革命,21岁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据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习仲勋脱口而出:“噢,这么年轻!”

习仲勋历任陕甘边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第一野战军副政委、政委等职,和彭德怀、贺龙共同指挥了延安保卫战和解放西北五省的战役。他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部部长,政务院、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

正当他年富力强,协助周恩来忙于处理国家事务时,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主席递了一个条子,上写:“利用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当场念了这个纸条,并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了一部传记性小说《刘志丹》。她用了多年时间搜集素材,反映当年刘志丹和他的亲密战友们(包括习仲勋)在西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故事。问题在于,当年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是疲惫之师,而西北红军当时正开创了良好的局面。李建彤强调她写的是真人真事,但越是说真人真事越糟糕。有的居心叵测者说:中央红军是“正统”,小说写成中央红军向西北红军“投靠”,把西北写成中国革命的“中心”,是贬损中央红军,贬损毛主席。康生得知后,就向毛主席告发,并诬指习仲勋是这部小说的“后台”。

康生领导下的审查小组在“审查报告”中说:此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进行的反党活动;习仲勋是此书的第一作者,刘景范(刘志丹胞弟)是第二作者,李建彤是执笔者。审查小组认为这部小说的罪名之一,是把陕甘写成中国革命的“中心”;罪名之二,是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罪名之三,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是高岗、习仲勋,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

《刘志丹》这部小说,后来又被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罪证,株连了上百名老干部和出版社的编辑人员,陕甘宁老区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集团”的所谓“黑爪牙”,不少人被整残、整死。实际上,这些罪名全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无稽之谈。习仲勋同志受此不白之冤,遭到长达16年的不公正对待。

1977年底,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对习仲勋的案子在查清以前,就先安排习仲勋去广东工作。受尽折磨的习仲勋,1978年4月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中,他是最先站出来表态支持的领导人。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他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率先提倡改革开放,公开说“只要能把搞上去,不要管他什么主义”;还代表广东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等地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广东首先成立了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80年2月下旬,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几天内就发出《关于为“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习仲勋一直是邓小平、胡耀邦等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兼任法制会主任

1980年9月,习仲勋调中央任职,先是由全国人大补选他为副委员长,随后在党的会议上增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时,他还兼任了全国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这反映了党对法制工作的重视,也反映了仲勋同志对法制工作的特殊关怀。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诞生于1979年2月,是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而建立的有权威性的机构,由80位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第一任法制委员会主任是刚从囚禁地回到北京的彭真,第二任主任由习仲勋兼任。他们的任期各约两年三个月,到1983年9月法制委员会就结束了历史使命。正是在这两位热心法制的老人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开始从“无法无天”、“无法可依”走向了“有法可依”、“以法治国”的道路。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习仲勋和彭真闲谈。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彭说:“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笔者是该次会议的秘书人员,偶然听到了他们这次的闲谈,深感两位老领导真是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法制问题。

仲勋参加人大工作有个特色,就是他不但参与领导,而且以普通一员的姿态参加小组会议。新宪法通过以后,人大常委会工作有了很大加强,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常委会,每次四天左右,分四个组讨论议案,而后开全体会表决。仲勋同志几乎每次小组会都参加,他不是来做指示,而是和委员们平等地交换意见。每到讨论休息时间,他往往端着一杯茶在室内走来走去,跟大家问长问短。有一位外省来的列席代表不认识他,他就自我介绍:“我是习仲勋,和你一个组讨论……”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

笔者听过他几十次谈话,总的印象是直率、平和、朴素。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交换意见;不是训诫,而是商谈。他在讨论中总是鼓励大家发表意见,他说: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是受人民委托代表他们管理国家的,责任重大,对每一个工作报告,每一个法律议案都要本着为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研究,要提修改或补充意见。我就不信这些议案都那么完善,如果我们只说赞成,只说同意,等于不提意见,那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用?他对代表、委员们要求很严,但由于把他自己也放在里面,就感到他是在督促自己,而不是训斥别人,起到了责己同时责人的效果。

那时候,笔者在法制委员会民法室工作,室主任穆生秦,业务牵头的是李由义,他们都是49年前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学识渊博。

仲勋多次找我们讨论组织起草《民法通则》的问题。民法室曾搞了几个草案,征求各方面意见,反映都不够好,主要认为草案文字“法言法语太多,看不懂”,“像是看天书,谁知是什么意思?”一位市级领导人看到草案提出要建立“法人制度”大为惊讶,说:“你们怎么能建立法国人的制度?”因此,李由义在汇报时说了一句:“一些人没有起码的法律知识,可以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仲勋同志不以为然,他说:“几十年无法无天,干部群众普遍缺乏法律知识,能怪他们吗?法律是要施行的,大家看不懂的法律能普及吗?我和他们一样看不懂法言法语,能不能写得通俗一点?我认为,群众反映‘看不懂’正是对这个草案的最真实的意见、最好的意见,也是我们最该重视的意见。”

他说:“我要找救兵”。当即让秘书邀请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参加会议。他当面恳请吕老帮助修改,并指定我(由于我当时较年轻)把草案及有关资料送到吕老家里,按吕老意见修改,还高声叮嘱大家:“文字修改,你们要听吕老的,他是语言大师。不要听我的,我不懂。”

我听仲勋说过几次“我不懂”。像他这样的高层领导人,堂堂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众人面前公然说“我不懂”的,在我记忆中是第一人,不由得想起孔夫子的一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后来,我遵照仲勋指示,连续三天去吕叔湘先生家“登门候教”。吕老非常认真,把草案一字一句地斟酌修改,改掉了不少重叠的或含义不清的字句,还把一些段落造句顺了顺,看起来就明白易懂了。

一次永难忘却的对话

仲勋又一次召集讨论,我汇报了吕老修改草案的情况,李由义也肯定吕老改得好,并检讨自己上次失言,对提意见者有“不敬”之处。仲勋同志很高兴,并由此发表了很多关于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的话。时隔多年,但印象深刻,下面只能记叙他讲话的主要内容。

他说:“谁都爱听好话,听赞成自己的话,但这些话很多是假话,有的是捧场,有的是敷衍应付。我们征求意见的目的,本来是为搜集各种补充意见,但是,人们一听到比较尖锐的不同意见就往往不高兴,‘你小子,拆我台!’有权的人有这种想法就很危险。”

仲勋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李由义说:“宪法已经规定了‘人民代表在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这正是保护不同意见的法律。”

仲勋说:“我的意见是,任何人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只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才有几个?也不只是在各种会议上,平时说几句不同意见就犯了罪了?”

李由义说:“前些时讨论修改刑法,已取得共识,对仅有思想而没有触犯刑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任何人,不能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处以刑罚。”

仲勋说:“不给刑罚,还有批斗、禁闭、降职降薪、调离、开除等等处分等着呢。我说的保护,是指保护不同意见者的一切权利,不受刑罚,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

李由义说:“您说得很对。这正是当今社会上普遍地不说真话的根本原因——怕受处罚,怕说了真话倒霉。记得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接受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访问,曾明确指出,我们要施行民主,也即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也要施行罗斯福总统提的四大自由。”

“四大自由”,指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前三项自由都属于保护不同意见的范畴,要确保不受处罚,不受威胁,人们才能敞开思想说亮话。1949年制订《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言论、出版自由。1954年制订的我国第一部宪法,甚至“四人帮”猖獗时期制订的1975年宪法,以及现行1982年宪法,都规定言论、出版自由,但至今没有制订有关法律。

穆生秦说:“我在高校党委工作多年,学生们思想活跃,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领导上规定一条界线,不能出格,即: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

仲勋说:“这是一条很难掌握的界线。例如,改革之初,我在广东省工作,建议中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当时就被一些人斥为‘向境外资产阶级投降’。如果对现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

穆生秦说:“我听彭真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社会主义民主更要听取不同意见,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就不可能有民主。”

仲勋说:“那我的想法就更坚决了。”

在大家谈兴甚浓之下,我也说了几句:“一切改革都来自不同意见,创新就是对现状的扬弃。无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不同意见都面临着旧规则、旧秩序的压力。真理是对谬误的纠正,而真理在开始时只能被少数人掌握。对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开始时也只可能是少数人提出。保护不同意见就是保护真理的萌芽,保护和促进改革。”

仲勋看我越说越远,笑着说:“今天谈得很好,帮助我进一步想这问题,下次有机会再谈。”

散会后,李由义兴奋地说:“仲勋太有意思了!我这辈子和中央领导同志这么直来直去对话还真是第一次。他提的意见也太重要了,我要好好准备一下,下次更敞开谈。”

由义认为,仲勋从他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保护不同意见的重要性,这也正是我党和国家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

几天后,仲勋又在人民大会堂一层小天津厅召集我们讨论。由义非常兴奋,除了继续讨论修改民法草案,还准备大谈“保护不同意见”的问题。这是个大热天,我们民法室在大会堂四楼办公,当年为节省电力,四楼不开空调,个个汗流如雨,而一、二层楼由于经常有外事活动,需要正装参加,因此开足了空调。于是,从四层乘电梯到一层,赛过从酷暑突然进入深秋。由义年已花甲,这天为寻找资料数据,从四楼上下两三次,突发症,昏厥在小天津厅门口。仲勋见状立即站起身,呼唤:“快用我的车送北京医院!”他急得都有点结巴了。而正是由于用了他的车,交警看到了立即开绿灯,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北京医院急救室,挽回了生命。

病中,我去看望他,每谈起仲勋,由义总是微笑着说:“这位领导同志真是有意思”,充满了敬慕之情,遗憾未能再次“直面交流”。

事后不久,法制委员会结束历史使命,仲勋不再兼任主任。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民法通则》。彭真、习仲勋、陈丕显、彭冲四位正副委员长联袂出席宴请全国各地来京的民法专家,感谢他们为制订民法做出的贡献。席间,仲勋还问我:“你们那位李同志身体怎么样了?他是专家、是人才,可别出事啊!”中央领导对一位普通的下级干部表露的诚挚之情,使人感动。

来源:摘自2013年第12期《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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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地缘政治角力 美拥有4张王牌

自川普上任以来,美国不断缩减援助且拒为世界增资,反观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计划,对未来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令人不禁怀疑美国是否正输掉这场地缘政治牌局?“软实力之父”哈佛大学教授奈伊(Joseph S. Nye)日前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美国仍有四张王牌可对付中国,且较中国优势的时间可能长于川普任期。

首张王牌是地理优势。美国被海洋及可能保持友好关系的邻国所围绕;但中国跟14国接壤,且跟印度、日本与越南有领土争议,这为其软实力带来限制。

其次是前仰赖能源的美国,如今靠页岩油革命转型成能源国,且国际能源总署预测,未来十年北美地区可能达能源自给自足。相反地,中国日渐仰赖从中东进口能源,且进口的石油大多须经由南海运输,而美国又在当地维持显著的海军能见度。

这项弱点让中国只有三种选择;第一是避免跟美国在海上发生冲突,其次是增加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最后是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后两项则是中国正在押宝的选项,但除去这项弱点恐花上数十年。

第三张王牌是贸易。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让美国谨慎对待与中国之间“保证相互经济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关系,但若美国不再谨慎,依赖程度较高的中国,失去的将比美国更多。

美国最后的底牌则是美元。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存底所占比重达64%,人民币只有1.1%。即便去年纳入国际货币基金(IMF)特别提款权组成货币之一,但在国际支付占比上,人民币已从前年的2.8%滑落至1.9%。

奈伊说,高唱美国衰退、中国崛起的人,应该将上述因素列入考虑。

来源: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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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4日星期六

十九大后习戎装视察作战中心 或有复杂指向 川普访华将有大交易

习近平带上新军委成员一身迷彩服到访军委联指。

中共十九大上新军委确立后,身兼军委主席的习近平日前视察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台媒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强军的信号。迹象显示,十九大后习近平仍在不断强调军队忠诚,表明习近平掌军仍具挑战。美国总统川普11月8日将 访问中国大陆,朝鲜问题势必成为双方会谈主要议题。中共十九大上金正恩两次给北京发去贺电,朝中社称习近平也给金正恩回信了。

据中共军媒11月3日报导,习近平当天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强调从军委做起,强化备战、能打仗、打胜仗。分析认为,十九大后,军委新领导班子建立,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首访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表明习要传达强军的讯号。

此前,习近平曾感叹不改革,军队打不了胜仗。中共前总参谋长罗瑞卿之子罗宇曾对新唐人表示,〝中共军队已毫无战力,腐败成烂泥,习近平比谁都清楚〞。

《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对新唐人分析说:中共军队不可能有战斗力。从当兵到当官的都会想,你从头到尾贪污腐败,难道我要去为你打仗吗?军队没有战斗力,没有战斗意志。

习近平上台后,军队遭全面,撤换海陆空三军司令,拿下郭伯雄、徐才厚等300多名省部级以上江派贪腐份子。十九大前,房峰辉、张阳也被拿下。十九大后,习家军全面上位,目前,习看重的就是要提高军队的实战能力。

台媒中央社援引分析指出,习近平此举是要藉军委换人,向军队传达强军目标讯息。

中共军队近两年大幅改革,并在中央军委和五大战区新建了联指中心。

2016年4月20日,习近平曾首次以“军委联指总指挥”这一头衔到经过改造的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并通过视频了解5个战区联指中心有关情况。

英国《金融时报》当时报导说,当习近平穿着迷彩服访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时候,他在向政治高层发出一个信息。

报导认为,先前的中共领导人在访问军队的时候总是穿着绿色毛式套装,以表明军队和文职官员的不同角色。穿着迷彩服是一个全新的做法,预示着习近平当局对军队不同的态度。习近平把军队作为他主席任职的核心以及他个人的主要支柱。

报导援引观察家说,习近平利用访问联合指挥中心表明他在军队改革争斗中获胜。

近年习近平多次视察军队,包括今年7月在内蒙古检阅实战演习,都身穿迷彩服亮相。

不过从十九大后习近平在军队采取的行动看,习近平此举可能是借助强军和打仗的形势,在军中进一步清除江系势力,树立军中的绝对权威。

十九大后习近平军中反腐不停步

11月2日,习近平高规格晋升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升民为上将,张长期在第二炮兵工作,有战略核的军事知识经验。外界视张升民为习近平在军队的总监军。

据中共官媒报导,十九大后,习近平在10月26日马上召开军方会议,对军队提出六个“必须”,其中忠诚被放到首位。这也引起军中对习忠诚仍是个大问题的猜测。

中共军队曾长期被江泽民亲信郭伯雄和徐才厚势力,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任后,一边藉反腐拿下郭伯雄、徐才厚及其大批亲信,一边大幅进行军队改革,并安排自己信得过的将领担任要职。

10月25日,中共十九大一中全会确定新军委7名成员,军委成员张又侠、许其亮、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和张升民,都是在习五年掌军中获得信任的将领。

综合外界消息,习近平对军队异己的清洗仍然持续,最新传闻落马的包括两名上届军委委员房峰辉和张阳。

据香港电台10月18日报导,曾经在军中助习近平反腐的太子党刘源在受访中也表示,军队反贪成效,需要时间检验。军队改革也才刚刚开始。

香港《苹果日报》李平早前撰文指,习近平掌军仍存两大问题。

一是由于军委成员“大缩水”,除了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纪委书记张升民跻身军委委员。原本是军委委员的各大军兵种司令员都无缘跻身国家领导人名单,后勤保障部部长宋普选更失去中委地位。这些将领本来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被认为有望晋升。

二是中央军委先设后勤保障部,取代过往的总后勤部,后又设直属的联勤保障部队,似乎职责混乱。

文章质疑,一个曾经贪腐成风的总后勤部,或者一个地位偏低的后勤保障部,如何支持军队打胜仗?而地位被削弱的军兵种、军头,又如何保证效忠于习。由此可见,习近平的军队改革仍未,军权保卫战仍未结束。

迹象显示,尽管经历五年清洗,军中江派余党仍未被除尽。直至十九大之前,仍有原中共联参部参谋长房峰辉和原中共政工部主任张阳传被查。

教训金正恩?中方暗示川普 访问将与北京达成大交易

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川普 访问中国大陆前对媒体表示,北京会以〝国事访问+〞的规格来接待川普,这意味着除了国事访问的规定动作外,还会有一些特殊安排。

11月3日,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双方能否在朝核问题上达成协议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他说,北京不会允许朝鲜的不敬给老挝、柬埔寨和新加坡等国家树立很坏的榜样,北京高层的内心深处对朝鲜相当不满,而习近平在十九大进一步集权后可能会采取动作。

不过,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法学研究学者胡米拉(Mira Rapp-Hooper)没有这样乐观。在她看来,北京会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一些行动,但这些行动不会是变革性的。北京的底线是保证朝鲜半岛的稳定,而不是强制性的无核化。这将意味着,北京只会渐进地对朝鲜进行经济施压。

认为,中方掌握着朝鲜90%的对外贸易,对朝鲜有决定性的影响。

11月1日,朝鲜驻英大使馆任公使太永浩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时说,很多朝鲜民众不再相信当局的宣传,而是更多的了解外界当前的生活状况,这削弱了金正恩政权的稳固性。如果中方不威胁将逃离朝鲜的人强制遣返,众多朝鲜人就会通过中国涌入韩国,并导致朝鲜政权垮台。

他早在3月8日就曾对《日本经济新闻》表示,如果北京想让金正恩垮台的话,只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只要停止中朝贸易,封锁中朝边境就行了。

但他也说,北京视朝鲜为缓冲地带,最关心的是朝鲜政权的稳定,而不是朝鲜拥核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中共十九大上,金正恩并没有如外界猜测的发起挑衅,反而两次给北京发去贺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北韩中央通讯社日前以朝、英、俄、日和西班牙文公布习近平向金正恩发出的回函,唯独没有用中文发布资讯。

据朝中社英文版消息,习近平在信中说,在新形势下,中国和北韩应共同努力,推动两党和两国关系持续健全和稳定发展,为两国人民幸福作出积极贡献,并且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

但反常的是,中共的媒体对此事集体保持沉默。

近来,中国一些学者已公开表态,支持朝鲜已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被看作习近平可能改变对朝政策的一个迹象。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教授曾撰文称,北京应考虑战争可能爆发的现实。随着半岛局势的不断恶化,北京当局不得不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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