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发表于 2014年3月20日，于近日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再次传播，原文已被删除。
阮次山，美籍华人，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
阮次山先生反感《环球时报》扮演的“忠诚”角色，尽管他被许多人称作“体制外胡锡进”。他觉得后者“档次不够”，给党添乱。他也不认可1980年代风靡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看法。这本书提出两种“忠诚”，一种是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另一种则是独立地、有主见地看国家和政治人物，作者赞扬后者。
阮次山创造性地探索了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第三种忠诚”，即在两者中找到中间道路。这名生于台湾的美籍华人、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努力展示一个身处体制外的建议者形象。他强调自己效忠国家而不是党和政府，但最看重的“效忠”方式是对党和政府高层施加影响，主动替他们分忧，并在察觉受最高层冷落时倍感沮丧。
68岁的阮次山曾面见江泽民、胡锦涛。他自称“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常委透过朋友讲，‘我经常看他的节目’”。
阮次山写专栏时，心里有一个清晰具体的潜在读者。他曾因江泽民希望他不要停掉专栏而坚持又写了几年，“怕他需要我这个”。后来，他主持电视节目，心里同样有一群潜在观众。
采访中，他137次提到“国家”这个词。2009年，他将自己节目的制作总部从香港搬到北京，买车买房。他乐意被邓朴方称为“无可救药的爱国主义者”。他说：“这个中国我是爱定了—此爱生生世世！”
他因此饱受争议，有人在网上讽刺他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其实是党的人。
2月9日起，他不再担任凤凰卫视访谈节目《风云对话》主持人。他说，这是“国家的损失”。
“他有需要”
某种程度上，1992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江泽民的会面成为阮次山不断回到的一个原点。那既是他的“忠诚”曾受到的最大认可，也奠定了他此后的工作信念。
见面在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高迪引荐下进行。阮次山向《人物》记者强调，那是一次“私人聊天”。
那是阮次山至今唯一一次踏入中南海。“警卫一开门，他已经站在门口了。”阮次山回忆与江的第一次见面，两人距离不到1米。
当时是春天，怀仁堂会客室挂的画作是《春回大地》。阮次山与江，以及同行的邓朴方、高迪聊了4个半小时，在他描述里，江给他“交了底”，“无所不谈”。“对我深入内情底线，我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儿，态度是什么，不会误判”。
在阮次山的形容中，此后他和江建立了某种心照不宣的联系。在中间传话的人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1997年，江泽民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访美之前，通过朋友来跟我说，对他第一次到美国有什么建议，我就给他很多建议，很多被采纳。”
他的建议包括“穿西装袜子不能露出脚肉来，选长筒的”，“眼镜太大了，能不能换小一点”。
当时，江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并为交易所开盘敲钟时，他举起大拇指以示庆贺。阮次山说，这也是他的建议，“因为他手很胖，我说你就举拇指。他回来后透过朋友跟我讲，告诉阮先生这玩意儿灵啊。”
阮次山称，江看重他在专栏中对时局的分析，“每次碰到国际大事，下面呈资料给他，他一看没有我的东西，就会交代一句，你们去看看阮次山怎么说”。1999年，在美国工作的阮次山考虑到香港凤凰卫视就职，他征询汪道涵的意见。“他说，我来问江主席一下，你如果去了港台以后，他会不会还是有这种需要。过两天，他答复我，说江主席讲没有问题，你去哪里都可以，可是你写的专栏不要断。”
为此，2000年进入凤凰卫视做新闻的头几年，阮次山没有停止专栏，“我怕他需要我这个”。过了两三年，他又问汪，“他还有没有这个需要？”汪回复，太忙了可以不写，“你的节目他现在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他需要什么观点的话，临时再告诉你。”
“那是一种鞭策，”阮次山说，“这个就是让我深深感觉到，我必须要继续扮演我这个角色的原因。”他停顿了一下，强调，“他有需要。”
胡锦涛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阮次山失去了过去那种可靠具体的上层联系。但他并未放弃努力。
2006年胡锦涛首次访美，他提前一个月到美国做准备。“我为了他访问美国，先他一个月到，做了十几期节目，美国的政要、人民，民主党、共和党，对中国友好的、不友好的，在他访美以前我访。”
在他表述里，每件事都是为“他”做的。胡锦涛在西雅图接见美国代表团时与阮次山握手，聊了四五分钟。“他表示感谢，说节目我都看了，很有用。”阮次山记得，“我在美国为他做了一个多月，累得出疱疹，他说这个东西中医有办法，我给你介绍一个中医。”
他还曾与朱镕基见面。“有一年在亚洲博鳌论坛，朱镕基在宴会大厅，老远老远他看到我，他过来，哎呀阮先生我天天看你的节目—有我太太为证，他把她叫来，问，你说是不是我中午都听？”
阮次山解释，他选择高层路线，委婉批评而不直接指责，因为这对中国最有效。他这样谈论中国官员：“中国共产党训练出来的这些干部没有一个是傻瓜，看你如何去驾驭他，让他的思维超脱于他的乌纱帽。”
有一次，他在美国参加华人聚会，当时，美国正讨论对华最惠国待遇，一名来自大陆的学者希望美国通过此事对中国施压改善人权，“我就站起来讲，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你是从大陆出来的，你了解共产党比我们多多了，可是从我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你回答我一个问题，目前这些老党员，有谁是受到外国的压力而改变他自己的？中国的老党员是宁可去吃亏，绝不受外国的压力。”
“阮次山之音”
过去13年，阮次山在《风云对话》中访问了克林顿、普京、卡扎菲等400多名政要、大使。告别这档节目后，阮次山说：“唯一的缺憾是，没有机会替国家从旁做这些事情，从旁做他们做不到的外交助力了。”
“有时候常常想，别折腾了，少了你还怎么样？”接近70岁的阮次山说，“我每天忧心这个，我太太说，轮不到你。可是如果我不忧心，不上这个电视节目的话，还真是整个社会就被误导了。”
除了采访，阮次山还随时背负着“国民使命感”。他去不同地方采访，会主动联络当地大使馆，看“国家”是否需要向对方传递什么信号。这种使命感有时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外交官员而不是媒体人。《风云对话》栏目组对外联络记者赵涵说，阮次山曾告诫同事：“外交无小事，虽然我们是电视台，但我们出去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2004年，他专访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时，促成鲍威尔公开否认台湾主权，“这次访谈被有关人士定位为一次历史性访谈”。
阮次山在采访中对鲍威尔提到，台湾过去一直表示，台湾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必再宣布“独立”。鲍威尔回答：“台湾没有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主权，这是美国坚决奉行的政策。”
这段访谈播出后，台湾股市在两天内跌了100多点，市值蒸发了1000多亿新台币。
“如果我不问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们中国也无解，我们拿他没办法。”阮次山说。
“所以我扮演很多角色，为什么政府对我那么支持那么信任，政府都知道这些。”阮次山说，“我每次访谈都要挖出一点东西，这未必是当局要我做的，当局也从来没有要我这样做过，可是我必须这样做。”
“新闻从业者有没有我这样动不动就有家国感，使命感的？凤毛麟角，他达不到这种境界。”阮次山自我总结，“我是唯一的。”
有时，这种忠诚会受到怠慢。2010年去利比亚采访卡扎菲时，阮次山让助手打电话给外交部非洲司负责人，问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帮忙，对方拒绝了，这让阮次山很生气：“很多外交官素质不够。”
曾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外文局局长的周明伟证实，1990年代后期，两岸信息往来受到许多限制，阮次山的信息显得“具有特殊价值”。
“两岸关系当时在半官方交往中，最高峰是海协会和海基会两个领导人在新加坡会见，他见证了这个时刻。能够实现这个过程，他是有贡献的。”周明伟说。
“我当时参与涉台事务，对台湾的一些观点常常是通过他的口讲出来的。”周明伟将此称为“阮次山之音”，“他一直在扮演我们不方便扮演的角色，能配合北京的声音，他是一个有特殊作用的人。”
来源：人物
周明伟认为，阮次山对中国的感情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和汪老的相互交流，以及汪老个人对他的影响，使他越来越关注中国内部改革开放发生的变化，关注台海关系，同这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关系。”周明伟说，汪道涵希望阮次山发出一个不同的声音，不是大陆的声音，而是“第三者的声音”。
“当部长指日可待”
阮次山的父亲是一名从大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党工，一直为国民党“歌功颂德”，“可是我从来没有对国民党产生过那种要效忠的感觉”。阮次山说，他常和父亲顶嘴，认为父亲说得不对，“逻辑不对”。
事实上，他对大陆的好奇在父亲的党化教育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生长。他与大陆官方的甜蜜接触，则发生于他因害怕危险逃到美国时。台湾政治的挤压推动了他对大陆的好感。
也有这样的时刻，阮次山会想，自己如果“没有这种反动意识”，没有离开台湾，如今过着什么生活。至少起点听起来不错：“当年离开的时候，我是国民党第一个年轻的处级官员。”
1980年因妻子生病，阮次山中断在美国的学业回到台湾，成为中国广播公司新闻编制组组长，算处级编制，“当部长是指日可待”。
按他的说法，如果不是怕蒋经国次子蒋孝武手中那把枪，他也许会在台湾一直生活下去。
进入中国广播公司一年后，蒋孝武接任总经理，阮次山看他“很多恶行恶状”，曾在会上“两次得罪他”，让蒋非常不满。
此后的故事在阮次山嘴里讲来惊心动魄。一位同事告诫他，“你不了解这个太子，他抽屉里有枪的，他火了，干掉你就像干掉一只蚂蚁。”阮次山几天后就“不动声色地”回了美国，他甚至在机场时还提心吊胆，怕被蒋截回。第二年，他将太太、儿子全部接到美国，并申领绿卡，定居洛杉矶。此前，他曾两次故弃拿绿卡的机会。
如今，阮次山说，自己对台湾人充满好感，但青年时期留下的对台湾政客的恶劣印象从未改观。“这个地方土地是对的，人是对的，政客不对。”
大学时，阮次山就觉得“整个中国的前途，未来全部不能在台湾”。那时，“看《人民日报》、研究中国问题是要坐牢的”。他说，恐怖气氛让他对大陆更为好奇，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借给《匪情月报》写专栏的机会，看了很多台湾大陆工作会搞来的大陆情报，“我从那里得到很多材料，而且从那里得到反动思想。”
就算在高中毕业后服兵役的两年里，整日接受政府宣传的阮次山也“从来没有说这个地方（大陆）是很烂的，从来没有，这是本性的问题，我在想”。
阮次山自己也无法找到他对共产党这份好感的原始痕迹。在高雄中学一座礼堂般的图书馆里，阮次山第一次看到胡适日记，以及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等早期共产党员的书。他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不知道海峡对面的世界。每天中午午休时，他都会去看这些书。他努力思索自己对共产党理念的认识，“不是一个时间被电到，是慢慢被启发的，看多了以后就慢慢地感染了你。”
去美国后，他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看缩印版《人民日报》，“终于发现了我当年要探索的地方”。
如果说在台湾的经历使他对大陆开始感到好奇，在美国与大陆官员的接触，则成为“忠诚”开始生长的土壤。
“非我族类，不能”
在美国办报时，阮次山第一次与中国大陆官方人士建立了联系。
1981年，洛杉矶《国际日报》老板聘请阮次山做总编辑，他以“报纸要异军突起，一定得有大陆消息”为由说服老板，在这张“右派报纸”上同步转载新华社、中新社的稿件，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华人媒体上启用新华社稿件的总编辑”。
据他说，这让他在大陆媒体和官员看来是可以信赖的，也让他被美国侨社称为“台湾训练出来的左仔”，被 中华民国政府列为“左派分子”。1987年他的母亲过世，台湾一度扣发他的入境证，不许他回去奔丧。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他在希尔顿酒店为中国代表团举办了第一场正式欢迎会，结识了团长何振梁、女排教练袁伟民等。现场有台湾特工拍照，“我说不必拍了，我主办的”。
他还为大陆媒体报道团提供实际帮助，主动提供办公地点，甚至连自己家也贡献出来，“在家开第一次会议”。此时，阮次山结识了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后来出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曾建辉等一批大陆媒体人、官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国内有些什么样的官员经过洛杉矶，总要跟我碰碰面，聊聊天。”他说，“我想他们已经把我当成大陆的朋友了，尤其是他们要了解台湾，了解美国，我是他们最大的渠道。”
1986年，阮次山第一次到大陆，当他行走在“宽广”的长安街上，沿着红色城墙看到天安门，他“兴奋地感慨万千”，感受到一种“归属感”。“终于看见了祖国大地，终于看到了。”
此时，阮次山已经开始怀有此后他显露出来的政治观念。在纽约主编《国际日报》时，作家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男主人公倪育贤前来面试校对一职。倪在书中曾说过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爱我吗？”当时，面试官阮次山对他说：“国家永远爱你，你要把国家、党和政府分离。国家永远是国家。”
有学生曾在演讲时质问他是不是在讨好当局。阮次山回答说：“我除了讨好孙女，不讨好任何人。中国在我眼皮底下成长，快速地成长。我到美国之前，那时候中国是什么样一个社会？到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我们中国人终于在美国社会抬头了。”
1992年跟江泽民见面时，阮次山曾说：“觉得一般人对国家的概念不够。比如讲，天安门前升旗、奏国歌的时候，路上固然车水马龙，可是没有人听到国歌要肃立。养不教父之过，你没有教他。”
“江主席听得很仔细。”他说，“后来没多久，三四个月，他就下令国内中小学校，有条件的每天升旗，没条件的一个礼拜一两次。”
有时候，在对待家人的态度上，他也坚持这种“爱国”情怀。阮次山两个孙子在美国读幼儿园，假期两个孙子来北京时，他会有意给他们做 爱国(党)教育。“我问，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两个孙子答：“我是中国人。”他很满意。
他的小儿子和一名美国女孩谈恋爱，交往7年，阮一直不同意两人结婚，原因是“非我族类，不能”。后来妻子多次从中开导，他才回美国主持了婚礼。
打一场美好的仗
2005年江泽民卸任全部职务，同一年，汪道涵去世，阮次山与中央高层的直线联系“完全中断”。“他们大概觉得没有这个需要经常跟我联系了。”
他猜测：“我现在节目每天都在为他们出言，他只要看我的节目，没必要再私底下联系。”
他指出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份困境。“你要知道我现在在国内有点尴尬，因为我还被列为境外媒体记者，在我们中央政治局的纪律里，见境外记者要经过常委画圈的。”他说，“跟军方的朋友吃顿饭，我还要报备。跟我见面是很折腾的事。”他说，这还是“文革”时代的思维。
这让阮次山感到“失落”，“受了伤害”。“我是中国人，我是比你们更爱国的人，我是你们的朋友，闹了半天你还把我当外人。”他说，“我常常指着那些高层的朋友，我说我跟你们讲，对你们来讲你们没有朋友。”
“所以这一套你希望它什么时候改，我真的希望越快越好，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这时，阮次山开始少有地抱怨中国改变太慢。
“我觉得江主席就有这点好处，他根本没有把我当做境外人士，也没有说要申请政治局常委每个人划钩。”他尝试过打破限制。“要一级级上去，经过中宣部、外事办，上去之后都冷掉了，我试过一次后来再也不试了。”
阮次山很反感“境外人士”这个提法，他认为自己比“境内人士”更忠诚，“被你们认为境内人士的人做得有我这么多吗？”他的抱怨强烈而密集，“我可以变成他智囊团的一分子，但不可能，这个身份他们没办法接受。”
他情绪变得激动，又很快恢复平静。“我对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期望跟我的使命感，不会因为我受不到重视而……我只是有时候有点感觉，表达渠道欠缺。”
然后，阮次山说，他不会因为“余热”没有发挥而感到遗憾。“如果我有所求，就有遗憾。但我现在没所求，只能你来求我，你有事情要我帮忙。我们念书人总得有自己的一个风骨吧。就跟当年我对江，我没有要求啊，我做得恰如其分，我可以做到的我来做，要看得开。”
对与现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触，他表示“不敢奢望”，但言谈中又抱有期待。“这不是操之在我，是操之在他，他愿不愿意是个问题。”
阮次山说，余热不能再发挥了，他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人物》记者问他，如果去面见马克思，聊些什么。阮次山回答：“我觉得我要去跟马克思见面，不如跟毛主席见面，因为马克思是个外国人。我倒是觉得跟毛主席讲一下，如果你地下有灵的话，中国这个国家，地方大，人多，风风雨雨是难免的，可是能不能把我们中国带到一个有风有雨，又有晴天、有希望的一片土地上去，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个晴天。如果见到老毛，我就跟他讲，你的‘文革’摧毁了中国大部分江山的人的文化，你能不能在地下有知，把这个文化复兴起来，中国现在缺的不是物质，而是文明，这个文明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能不能生存的依赖。”
“离我向老毛报到的时间还没有到，可是我总觉得过去这半生我自己打了一场美好的仗。”他接下来解释，“在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常常对一个人追悼死亡的时候说，这一场仗他已经打完了，打了一场美好的仗。”
在谈论党和政治时，天主教徒阮次山用了一个宗教典故。但他紧接着说，他“不可能信仰共产党”。
“两回事，我们了解共产党，欣赏共产党，最后了解共产主义，跟你要信仰它不一样，只能对宗教有信仰，我们不能把政治的理念当做一种信仰。”他说。
这时候，第二次采访已经进行了超过7个小时，阮次山体力几乎耗尽，他从沙发上坐起已颇为吃力，需要用手握住扶手，胳膊用力支撑。他的背有些佝偻，走路步调缓慢，情绪也随着话题而低回，语气虚弱而伤感。
这让人相信他表述中的那部分真诚的东西—他一边试图将国家与政党、政府进行切割，一边真诚地将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寄托在党的高层领导的身上。他的第三种忠诚暂时遇到了困境。
来源：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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