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7日星期二

林萍的未婚夫真的来了,她装扮得更漂亮了,跳跳蹦蹦…

作者: 司马璐

有一次我在边区合作社餐室吃饭,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个边区剧团的女演员林萍,她在已经住了一年多,抗大二期毕业,活泼美丽,热情可爱,时时流露着天真的微笑,在边区认识女同志,没有人不感到兴趣的,第二天我就去看她,她单独住了一个小房间,房内收拾得很整洁,她待人也颇富有人情味,态度温和,心地善良,她虽然没有特别的好东西款待客人,但是能够给客人一种说不出的精神上的愉快,亲切而诚恳。她站在你面前,又令你有一种高贵之感…

第四章“圣地”的延安

在一般的共产党员和左倾份子心目中,延安是当时的“革命圣地”,能够去延安打一个转,就好像出洋渡过金一样,即使是一个白痴,我们也得对他敬畏三分。以那个小组长先同志来说,起初已经弄得有些人不服,后来还是他自我吹嘘一番,我们才知道他是刚从延安来的,大家也就寂然无声了。“组织”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神秘的控制力量,有许多生龙活虎似的青年,经过两次组织生活以后,一个个都像绵羊似的驯服了。

我们三男一女谨慎的整理好行装,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旅途,路过南京,正是一片混乱,愤恨而坚毅的人民,拥塞在街道上,他们看着那些大的簇新的小轿车上,装满了家俱,疾驰而过。又呆呆的对我们注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心里想:你们这些平日对老百姓力竭声嘶喊口号的家伙,现在却留下我们老百姓,一个个先溜了。

挤呀挤,跨上津浦车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侥幸的。我们四个人在车上也互相做了个鬼脸,“庆幸”一番。南京城的影子渐渐消失了。

我们在每一个小站上都要停一停,让过军车,另一列客车上有些二三流的官员我们也要让。有时在半途上,车行渐缓,三声警笛,于是全车乘客一哄而散,伏在田地里惊魂未定,已听到机声由远而近,又掠顶而过,也分不清是日机还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再回到车厢,有人惊叫箱子失落了,有人呼号孩子不见了,然后,汽笛之声夹着闹声、骂声、哭声……又把我们载送一程。

皖北的平原比起江南来,这一带的农村是荒凉贫瘠得多了,时近严冬,树木凋落,风沙蔽空,寒气袭人,那些衣服褴褛的农妇,迎着霜风,提着一篓篓的食物走过来,她们生得很健康,结实,敦厚可爱,但是等到我们想和她们接近时,她们却害怕,面无表情,或者立刻避开我们。

老牛车拖了九天,才把我们拖到徐州,由徐州而西安,陇海车又破烂、又肮脏、又混乱,大兵们一批批从华北战场上退下,沿途以军人上落为最多,我们没有买票就上了车,遇到一次查票,不知为什么他也没有要我们补购,直到西安,我们跳下车,天刚黎明。西安车站古色古香的、宫殿式的建筑,我对它颇为留恋,我们正凝神赞赏,后面的乘客却把我们推到车站门,收票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伴相互招手,我们就一起混出了。

到了西安,我们也无暇浏览西安的街景,立刻叫了人力车,直奔“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又称“十八集团军”)而去。

西安为我国古都之一,城市建筑一方面已相当近代化,马路宽畅,街道整洁;一方面具有北方气质,庄严而朴实,绝大部分的住宅乃至商店都是中国式的房子。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也租的是一幢式的住房,大概这幢房子的主人过去还是一个“封建的”书香之家,一进门就是一座屏风,里面十分宽大,大约总有四十多个工作同志,都穿着挂有“八路”符号的军服,往来川流不息,似乎十分紧张。开始接见我们的是一位姓刘的女同志,听说她过去是四方面军的老干部,我们作过自我介绍之后,她转身去到另一个房内,然后再折回来。特别向我亲切的招呼了一声:“×同志,你有很久的斗争历史了。”这时我相信我的“鉴定表”(每个党员都有一份“鉴定表”)已经早转到“西安办事处”了。

她对另一个小鬼又嘱咐了一声:“把这位×同志的行李搬进来,等等再送他到‘招待所‘去。”

我住到“招待所”以后,满以为那三个同伴就要搬来,岂知一周以后,还不见他们的踪迹,我很担心他们,心里焦急如焚,却又不敢到“办事处”去问刘同志。

第三天我奉令早晨六时集合,立刻离开西安,坐一辆大卡车,全车有二十三人,先抵三原,当日即转云阳。

三原距西安九十华里,云阳是三原的一个小镇,距三原约十里左右,有八路军的留守处,内战时期是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在当地的土共干部中,当时还传说着过去彭德怀与丁玲之间的艳事,有一个时期,有些干部已经准备借题热闹一番,老彭却来了个“辟谣”。不久他又说,革命不胜利,他是不结婚的。

云阳也有一个“招待所”,但是这时已经满得无可容纳了,我们这天晚上就决定暂时和青训班的同学住在一起,青训班一部分同学也没有固定宿舍,我们占用了两大间民间住屋,男女同志混住在一起,这天晚上,我开始和一个女同志小卢做了“朋友”。

“同志,这是我的被,你睡在我这儿。”我听到一阵清脆而柔和的声音,抬过头来,一看正是她。我脸上泛起红晕,她走过来,像母亲牵着自己孩子似的,把我一手拉过去,她的大胆和我的拘谨,我不觉惭愧笑起我自己来。

我们和被而卧,灯熄了,才开始互通姓名。

第三天,我热情的招呼她,她两眼向上一翻,爱理不理的问我:“×同志,有什么事吗?”

我眼前顿觉一片昏黑,低着头走开了。

从西安到延安,有八百里的路程,日行百里,八日可达,普通约行十日左右。我遵从同伴的劝告,买了两双草鞋,一双穿上,另一双带在身边。我背负的行李,在途中走一段放弃一部分,从五十斤减到二十斤,最后只提一个不足十斤的小包裹了。陕北山地北行愈登愈高,爬过一层山,又是一层山,山峦起伏,重重叠叠,奇伟雄观。站在一个高山顶上,极目望去,长空万里,一个人站在这里实在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一个一个山头连结着,公路围山而上,看来像一个个螺旋盘。

我们所走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难得遇到平坦的路,也难得见到有一两处树木的地方。第二天我脚上就起了七八个水泡,第三天水泡破了,别的同伴也是一样,可是,谁肯认输呢,大家硬着头皮继续走。那时正是严冬季节,西北风迎面吹来,我们把头紧紧缩在颈内,惟有拼命走路才能御寒。路上常常数十里不见人烟,到一个比较大的村落,我们就自己做饭或休息,有一天我们全日没有见到一处人家,水也没有饮的,饿的时候,我们就拿起身边的大饼吞下去。这生活是够苦了,当时似乎有一股精神力量,所以总觉得并不十分苦,对延安的憧憬向往,神秘的幻想,和新鲜、刺激的生活,都把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精神振作和支配着。有时虽然也常常碰到不快,总极力往好的方面去寻找解释,自我安慰和继续把自己陶醉在梦乡中。比如,在陕北山区步行中,我们除了物质上挨苦和疲惫以外,随时还要遭受精神上的痛苦。

一般的陕北老百姓都知道我们这些外省的年轻人是前往延安的,他们十分敌视我们,卖的东西,把价钱都故意提得很高,有时干脆就不理睬我们,晚上借宿,跟他们好好商量不可理喻时,十之八九是要靠威胁解决问题的。有时我们会勾起一堆疑问:我们的党不是说代表工农大众吗?老百姓为什么会敌视我们呢?党不是说,陕北的人民如何把共产党当作亲人吗?但是很快的我们又自己回答自己,觉得这些都是由于老百姓的落后不“觉悟”所致,找到这个解释之后,自己又觉得满足了。不过一般说来,党在陕北地区,“威”却是用足了的,许多过去遭受革命理想荼毒过的人民,如果我们面孔一沉,他们也就再不敢和我们刁难了。

延安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城,南北直径约一里,东门外面临延河,城外的窑洞一层层地排列在山腰间,或是在非常峭陡的悬崖上,每个洞都有一个弓形门,每个弓形门又以一道扶壁互相隔开,洞前有宽阔的层道,人马可以来回通行。这个小城市在共军进驻前仅有一万多人口,最盛时代有五六万人。日机轰炸后,城内机关全都迁出郊外,商业亦转移至南门外新市场。

我是扶着病体前往延安的,加之因为兴奋过度,病也就更加剧了。到达以后,我们同行的人,都作鸟兽散,各人找到自己有关的部分去。我也直接持件找到中央,一个姓魏的同志接过我的证件,再看看我的病容,极不高兴,很不耐烦的对我说:“高同志(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正在开会,没有空见你,明天再来。”

“同志,我病了,我可以在这里等等他,而且,我刚到延安,也没有别处好去。”我说。

“不行,这里是中央组织部,要等,你先到招待所(指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回头高同志再通知你谈话。”

我无可奈何,只好遵命先到招待所,招待所的主任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安徽人,名字可惜我已记不起了,据说他在的监狱住了十几年,一出狱就举家来到延安,他倒是个老实人和好好先生,我把来由说出后,他显得有些为难的样子。

“照规定必须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介绍我们才能收你,不过,同志,”他说:“看你病得很重了,你就先歇歇吧。”

随后他又问我要不要吃些什么,又吩咐管理员替我预备开水,在旅途的劳顿以后和重病之下,虽然一点点关心和照应,也使我感到分外的温暖。

感谢这位招待所主任的热心,第二天他于取得中央组织部的同意后,把我先送到边区医院去。

边区医院除“组织上”送来的病人外,是不收其它病人的,有人因为没有正式经过组织介绍,医院当局拒绝收留,在门外就死掉了。进院以后,应该先经政治指导员审查过,然后才由医生分配你的坑位。每个窑洞有一个大坑,三五个病人住在一起。全院只有一个外科兼内科的医生,这个医生,原是过去国军中一个被俘的军医,脸上有些浮肿,一见到我们,总是对我们笑,也看不出他笑的什么意思。医院的行政干部和病人骂他,他也是报以一笑。

院中有十来个女看护,全部都是四川人,过去都是四方面军裹胁而来的,加上院长、主任、政治指导员、管理员、医生、勤务员、马夫、伙夫、警卫班等等,职员要比病人多一倍以上。这中间只有那个医生算是懂得一点医学常识。医药设备根本说不上,比较严重一点的病或者急症,医生只好束手。

医院的伙食比其它机关要好一点,但也要按照在党的地位分成等级,有些病人即使病好了,还多半不肯出院,至少他们觉得这里的待遇比起他们原来的部分要舒服得多了。

医院中,有过一次紧张的事情:在另一个窑洞中,有个老病人,因为他年纪比我们都大,加上听他自我介绍过他的一段革命历史,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尊敬他。听他说:他是最初与王明(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等人同去的,回国不久,就被政府逮捕,一直坐了十几年的牢,直到抗战开始,才在“释放政治犯”声中被释来延,但是他这时已经是肺病二期了。除此之外,他还告诉过我们一些在苏联的故事,在政府狱中受刑和狱中斗争的故事,别的就没有再说什么了。有一天夜里,我们医院里突然紧张起来,窑洞内外也增加了不少的武装同志,我们一个个走下坑来探头张望,又被赶回自己的坑位上去。

“不得了,那个痨病鬼张抱平,原来是个托派。”在宁静以后,一个女看护慌张的走过来对我们说。本来这个女看护也一向敬重的称“张抱平”为“张同志”的,这时已改口称他为“痨病鬼”了。

张抱平已经被抓去了,这时全院的同志都在骂他,都在从张抱平的平日谈话中,竭力寻找可疑的地方,好像个个都愿意挺身作证似的,但是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大家把张抱平痛骂一阵以后,就各自呼呼入睡了。

在中共组织部,接见我的高同志问我:“你对于工作有什么意见吗?”

“我希望,党能送我到苏联学习去。”我说。这个念头在我心中很久了。在上海,我就看过许多书刊和听过许多故事,是关于苏联如何进步,人民的生活如何幸福美满等等。所以我早就立定两个心愿,第一个要去延安,第二个要去一趟苏联。现在延安总算到过了,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恋的。剩下的就是另一个到苏联的心愿了。于是,当党问我的工作意见时,我的“到苏联去”就脱口而出了。

“这是绝不可能的,同志,”他冷笑了一会对我说:“现在正是国内的革命高潮,在苏联的同志还要赶着回来。”

我没有说什么,我们相对沉默了片刻。

“那么,你还有别的意见吗?”

苏联梦既已落空,我的虚荣心在追求别的方面的满足。我回答说:“我希望做点上层工作。”

他大笑起来,似乎在故意作弄我。

“哈哈,上层工作,你要做防空哨,还是要拿锄头到山顶上垦荒去?这些都是上层工作呀!”

我惭愧得把头低沉下来,他愈笑,我愈是觉得无地自容。

“我告诉你。”他突然严肃的对我说:“我问你的工作意见,这不过是对你的党性的一个考验,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当党问他的工作意见的时候,他只应该回答,跟从党的决定,听从组织的分配。党要你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没有半句还价的……。”

他滔滔不绝的说下去,愈来愈像训话的口吻了。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做成的。‘布尔雪维克应该到一切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以后,就像木料一样的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能变成栋梁,但是,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好了,没有什么话了,你先回去,党决定了你工作的时候,再通知你。”

延安的统治者,到处为“托派”的影子自相惊扰,究竞托派是怎么的?主张些什么?绝大多数的干部根本摸不清楚。我们所见的反托派的文章,也只是骂街式的口吻。据说“托派”往往又是以左的革命面目出现的,所以一方面“托派”的影子这么恐怖,一方面他跟我们之间的具体的形象、观念又非常模糊不清。而且又据说,“左倾”的机会主义是“托派”,“右倾”的机会主义也是“托派”,反正,一切的罪名都好像与“托派”有关似的,以后,“托派”的字样也不准用,只能称为“托匪汉奸”了。

有一次我在边区合作社餐室吃饭,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个边区剧团的女演员林萍,她在延安已经住了一年多,抗大二期毕业,活泼美丽,热情可爱,时时流露着天真的微笑,在边区认识女同志,没有人不感到兴趣的,第二天我就去看她,她单独住了一个小房间,房内收拾得很整洁,她待人也颇富有人情味,态度温和,心地善良,她虽然没有特别的好东西款待客人,但是能够给客人一种说不出的精神上的愉快,亲切而诚恳。她站在你面前,又令你有一种高贵之感。

“听说你常去看边区剧团的林萍,是吗?”招待所的总支部书记笑着对我说。

“是的。”我坦白地说。

“她是有政治问题的,你知道吗?她有托派嫌疑。她对你说过些甚么?她对你谈过政治问题吗?”

“书记同志,我看她人倒是挺好的,我们还从没有淡过政治问题,她也没有说过一句对党不满的话。”

“你还知道她别的情形吗?”

“不多,我只听说她的夫快来了。”

“这个女人好狡滑,好吧,你眼她多接近也好,不过她说些什么,你要随时告诉我。不要中了‘美人计‘,为女人把你迷昏了。”

他笑笑,扬一扬手就去了。

我还照样常去看林萍,如果现在突然不去,组织上反而要怀疑我了。

这天,林萍的真的来了,她装扮得更漂亮了,跳跳蹦蹦,只顾在忙着布置房屋,看到我,她羞答答微笑的点了点头,然后又向他的未婚夫看了一眼。半响,她才说:“老×,来得好,今大在这里一起吃饭,我请客。”

“真的吗?那我却之不恭了。”

“啊,我真糊涂,我忘了为你们介绍,这位就是杨明同志。”

我连忙接上去:“就是你的——”,“杨明”这个名字我已经听得很熟悉了。

“小鬼,不准你瞎说。”

杨明一直在旁边冷冷的看着我,笑得很勉强,表情十分不自然,局促不安。我想,糟糕。他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呢?是不是他因为林萍和我太亲热了?

我和杨明又连续见过两三次,他也知道我是一个可靠的同志,这天,我们在陕北公学碰到,他拉我在山边坐下,开始交谈。

“你了解林萍的情形吗?”

“我当然没有你了解得多。”我说。

“你们不是很接近吗?”

“不要开玩笑了,她是你的未婚妻。”

“不!”他把脸一沉,摇摇头,像似很愤怒,又像似很伤感似的,然后又低下头:“不,她已经有政治问题了,我和她从小同乡又是同学,我们在十年前就订婚了,我也很爱她,我们过去又在一起做过革命工作,这次我很快乐的要求党把我调来延安,以为我们就可以结婚了,岂知一到延安,组织上就告诉我她是一个托派,后来又说是国民党特务,要我了解了解她,找出她的反动证据。你想,这是多么痛苦的事。”

“那么,你找到没有呢?”我迫切地问。

“活见鬼,什么证据,她懂得什么,还是那么一个天真的孩子似的,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了解她,了解什么呢?你能否帮帮我的忙,她究竟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没有?”

“我也看不出什么道理,不过,你的心神也应该定定,如果她真的没有什么,真金不怕火,组织上也不会冤枉她的。”我支吾的说。

“难道真的不可能冤枉她吗?”

我没有答话,我们相对沉默了好半天。他想想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欠妥”,又自己回答了:“即使冤枉一两个同志,这也是免不了的,党不能让一个反动份子混进组织,破坏革命,自然需要高度的警觉,需要严密,所谓‘以防万一’,为了在一万个同志中防备一个反革命份子,自然也可能冤枉一些好同志,但,这是为了革命。也没有什么。否则放松一个,革命就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了。”

这一次谈话以后,我就永没有再见过杨明,林萍也听说被调了工作。

延安是没有春天的,直到农历二月间了,凄厉的西北风还在终日呼啸,银色的山头上,雪还没有溶化。延河的水面上,还浮着厚厚一层冰。迎着风,扛着柴,抬着石头,锄着荒地,年轻人过着日以继夜的刻板生活,没有波浪,没有情调,没有欢乐,没有趣味,晚上再围着豆油灯开小组会,这些年轻人是可爱的、诚实的,在这个春天的季节,他们却忘记了春天。

延安一般的干部,每天是七分钱的菜钱,部队只有五分钱,开饭的时候,十个人一组,共一小碗菜,一个冬天间,要连吃几个月的红萝卜。一个夏天,要连吃几个月的南瓜。文官厅长以上,武官团级以上,有中灶可吃,每人一菜一汤。再上部长师长,有小灶,两菜一汤。政治局和毛主席一类人物,则有四菜一汤。阶级是被严格的划分着。

“有的同志提出,共产党既然要消灭阶级,为什么我们这里又要划分成许多等级呢?但是,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个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我们可以告诉他,主席同志,这是党的命令……。”艾思奇有一次在抗大对学生这么说。

高同志把我叫到中央组织部去。

“这是陈云同志。”他把我介绍后就走开了。

陈云当时看上去约四十多岁,穿着整洁的一套斜纹布军服,歪靠在背椅上,很不在意的向我点点头,他生得又瘦又小,像个猴子,两目炯炯有光,很精干的样子,台上堆满了文件,正在批阅,我站在一旁等了约有五分钟,他带着浓重的苏南土音问我:“啊,你就是××同志。”

“是的,陈部长。”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中共主要的领导人物之一,共产党人一向总说是不拘形式,但由于他表现得那么威严,我不由得也拘谨起来。

陈云继即翻阅关于我的文件,他选出两个问题问我:“你在镇江工作过的那个图书馆,既然是有陈果夫支持的,他们难道没有要你参加过国民党吗?”

“从没有,我年龄也太轻,他们似乎也没有怎样注意过我。”以下我就大大的骂了一顿国民党的人都是糊涂蛋:“在国民党人中间,谁注意过这些事?花钱办了事业让我们活动,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甚至在我被捕以前,还没有跟我谈过思想问题呢。”

他满意地笑了。

“那么,你在被捕和出狱的时候,写过悔过书吗?”

“没有,关于这点我在自传中已经说过了,那时他们写了几个问题要我书面答复,我抄了几段‘唯生论’和‘三民主义的理论与体系’,他们以为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左倾青年,一定已经受到感化了。加上我对他们从没有承认过任何一件活动,他们也没有再要我悔什么过,就叫我交保释放了。”

然后他又迟疑了片刻。

“你是比较适合作白区(当时中共人士对边区以外一律称‘白区’)工作的,你有斗争经验,但是太年轻了,而且党的教育不够,现在决定让你学习去。”

“是到党校吗?”我问。

“不,到枣园去。”

他着勤务员去叫高同志来,又要我随高同志办手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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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同志给了我一封信,要我直接到枣园去找曾希圣,在途中,我又偷偷把信件拆开看了:一件是介绍信,另一件是我的“鉴定表”,“鉴定表”有几句对我的评语,大意是:有组织能力和斗争经验,但具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个性强、骄傲、缺少劳动观念、组织生活锻炼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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