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3日星期五

“党”给我的命令是:“你立刻到延安去”

作者: 司马璐

第三章蚁社与地下党

我回到,馆长对我很不满意,我正担忧自己又要失业了。就在这天下午,我收到一封专人送来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请即至西门外火车站一谈,我手上持有“京戏大全”一部。”

下面的具名是“黄景荷”,这个名字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时一个女友的名字,我奇怪了,她找我干吗?她又怎么知道我今天出狱了呢?我立刻毫不迟疑的赶到火车站去,遍寻女客中并无黄景荷,然后我在一位男客当中,果然发现有人手持“京戏大全”的,他似乎也在注视我,我们两对眼睛不期然相互对视,然后我慢步走近他,他也轻叫了我一声:“X先生”,我们开始交谈,原来他和黄景荷也并不相识,我将要释放的消息,上海方面在早几天就知道了,党派他如此这般的来接我立刻到上海去,我又来不及回去取行李,临时在车站写了一封短信给图书馆陈馆长,说我出狱以后,因心情不好,暂时回家休息去了,其实,我那里有什么家可回呢!

那位接我的同志他自称姓郭,在车上尽是打盹,我的腿无意间碰了他一下,他霍然惊醒,睁开眼对我翻翻又把眼睛合上了。

到上海以后,我随他下了车,我们从车站一直走到北四川路永安里十六号,他先招呼我在门外等等,然后又招呼我走上楼去,一看正是我过去的上级;郭好像并不知道我们原已相识,他为我介绍这是“刘同志’,我却迳称他为“孙先生”,因为这是我过去一直对他的称呼(以前他又对我说,他的原名是凌永青)。以后我知道,他的确已经改姓刘了。当时用的名字是“刘鹏飞”,到底他的真名字是什么,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此人后来听说在抗战初期被派充“新四军”第四支队某团政委,“新四军”第四支队不久以违抗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和“宗派主义”、“军阀主义”的罪名,被项英派罗炳辉缴械,他也死于乱枪之中。

奇怪的是,我在狱中的一切表现乃至供词,“刘同志”知道得那么详细,他说我能够机动的应付环境和狱中所表现的坚定,经过这次考验和锻炼,我可以够做一个真正的布尔雪维克了。然后他又要我再写自传,再填表格,对我说:“现在,你可以入党了。”

半月以后,他通知我,小组会和支部的审查,我已经被通过做一个“后补”了。后补期是六个月。

我随“刘同志”到了杨树浦一个肮脏不堪的弄堂,又轻步踏进一所阴森的房子,“刘同志”说这就是他的“家”,就在这个“刘同志”的“家里”,我和另一个同志同时举行了一个简单而严肃的入党仪式,壁上挂着一小张红纸上涂着镰刀斧头的旗,我们机械的举起手,宣读誓词,我的介绍人是“刘同志”,另外还有一个名字,我就根本不知道此人是谁。监誓人当时说是一位“冯同志”,我和他仅见过这一面,以后就不知道他和从没有再见过他。这幕入党仪式的戏,匆匆演出二十分锺,以后就木然的立在那里听训,“刘同志”是自始至终的导演者,他很得意的样子。

第二天,我就被“交”给一位“贾先生”,他当时公开的身份是上海蚁社的负责人之一,实际上是负责新党员的训练工作。“刘同志”对我说:“贾先生是一位进步份子,并不是同志。”但是他又嘱咐我接受他的领导,我有些奇怪,为什么一个党员要接受一个“进步份子”的领导呢?但是我因为信任“刘同志”,没有多加怀疑又随着“贾先生”去了。

“贾先生”把我和另外六个青年人编成一个小组,说这是要我们读书学习,我们每个人都用了一个假名字相互介绍认识,除了小组会议以外,我们不准私相谈话,在路上见面也不准招呼。起初,我仅仅知道这是一个在党领导下的政治性的学习组织。我们七个人中,有一个是被派为小组长的,他每天要召开两次小组会议,实际上等于给我们上课,所讲授的内容是“党的建设”,“党史”,“政治报告”等等,有时并传阅一些油印的政治文件,这时我们才心照不宣的彼此知道都是“同志”。不久之后,我们明了了,这原来是党的地下党校。

蚁社是当时上海的一个公开的左翼文化和青年组织,它除了办有蚂蚁图书馆以外,并领导许多左翼青年的读书会,这些读书会的份子多半是属于普通的左倾青年,所以党校被掩护在中间,万一暴露,他们可以诿称是读书会,读书会读些什么书,蚁社当局一向公开表示是随大家自由选择的。顶多他们把这个“党校”的责任,推卸成少数的“左倾幼稚病”的份子个人的行为。

受训刚满半个月,恰遇到七七事变发生。我们那个小组长这时直接以党的地位对我们说话了,他以为这次政府一定要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这么一来,全国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我们的党就可以领导全国的革命了,他对于报纸上的新闻全不相信,对于国军在华北抵抗的消息也表示不可靠。他这时莫名其妙的委派了我一个武装委员会的委员名义,要我把徐家汇一带的老百姓组织起来,累得我跑了几趟,饿了,就在路边摊子上吃两块甘薯,想来想去,也不知从何下手。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贾先生”,他非常生气,说这简直胡闹,他问这是谁的主意,谁的命令,我说是“先同志”(即小组长)派我的。他接着就把“先同志”叫去大骂了一顿。“先同志”跟着又找到我大发雷霆,并且摆起臭架子对我说:“你懂得组织的秘密吗?你懂得纪律吗?你懂得工作的关系吗?越级报告是违反纪律的。你以后应该只有对我个人负责,懂得吗?”

上海的局势一天天紧张了,红军已宣布改编为八路军,接着,八一三抗战开始了,有些同志很兴奋,有些同志又很颓丧;但是党的命令,为了要争取人心,我们不能不装作对抗战很积极的样子。后来当很多年轻党员要到战地去的时候,党的负责人又指斥这是一种风头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当前方极度吃紧的时候,党却号召我们到 大陆做群众工作去。全国人民都卷入民族意识的抗战高潮了,党这时却要求我们不仅需要民族的警惕性,而且需要提高阶级的警惕性。党告诉我们,党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并不是放弃革命,而是为了保存、巩固和扩大革命实力,采取迂回的战略,以便进一步领导全国革命。党又随时提醒我们,不要给资产阶级的意识(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在当时即指民族意识)麻痹了。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党必须在抗日民族中争取领导权,加强对党员与非党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发展群众力量。并随时准备革命的“转变”。这时上级特别指示我们,要我们读列宁的“两个策略”这本书。在抗战初期,党中央就一再三申五令要我们提防“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理由说是“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对于革命是动摇的、不彻底的,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告诉我们,这是党的“现阶段”的政策。在上海炮声隆隆中,我们关心的不是前方的胜利,“战讯”都不大引起我们的兴趣,而是许许多多离奇的谣言把我们弄得乌烟瘴气,头昏脑胀,从上级和一般同志传出来的消息,不是说国军若干“投降”,就是说中日正在“言和”,同志间一见面都爱打听谣言,愈新鲜愈奇特愈有味,日本人的宣传往往成为我们宣传的好。有时一个谣言兜了一个圈子又钻到造谣者自己的耳里,我们的上级听了也付之一笑。很得意的觉得他的造谣的“政治目的”达到了。因为党当时宣传的中心是打击政府的威信,“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而在一般的公开场合,我们都已经习惯于高呼“拥护政府”,“拥护蒋委员长”,“实行三民主义”的口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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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失守,大上海的保卫战渐近尾声,在撤退中间,有些同志很希望党能领导我们在敌后打游击,这点本领是我们若干同志间素来引以自豪的,我们这些年轻党员平日都被“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听得心花怒放,这时如何不想一显身手?但是,党给我的命令却是:“你立刻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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