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1日星期三

”比起后来住过的中共监狱,这已经是天堂了 ”

作者: 司马璐

第二章暴风雨的开始

陈先生,不,从现在起,我要称他为“陈同志”了。他介绍给我两个同志,一个叫吕金,另一个叫杨瑞华,据说他们都是比我较早的老同志,要我应该多向他们学习。我们三个人就编为一个小组。

他也不再提起我读书的事了,章也没有提过。陈同志却有一天对我说:“团里就要决定你的工作了。”

“工作?什么?”我接上去说:“你不是说过解决我的读书问题吗?”

“啊,读书?一个同志,工作或者读书不都是一样子”他含混的说得满不在乎的样子。

结果,我却终于获得一个“读书”的机会,在党的意思,读书,这就是党派给你的一个“工作岗位”。或者,不如说是这不过给你挂一个名义罢了。陈同志有次就这么说:“算什么,那些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真正的知识,是必须从斗争中去学习的。”

但是,由于我的知识欲,和我过去学校教育受得太少的自卑感,能够有机会进学校,对于我总是一个莫大的诱惑。

其实,那时派我去读书的一间学校,是一个野鸡到极点的“学店”,学校的名称是“私立馆专科学校”,校址在上海小北门薛家弄。没有经过考试,我就踏进了校门。

开始一两个月,我在学校的成绩优越,受到党的鄙视,陈同志讥讽我说:“你快成一个蛀书虫了。”然后他指示我应该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研究“革命理论”,他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译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布哈林的《史的唯物论》你都应该仔细阅读。另外,你应该留心同学中阅读《大众生活》和《读书生活》等进步刊物的份子……。”

但是,不久之后,他突然紧张的来通知我,布哈林的书不能读了,问他什么原因,他仅听说“布哈林是右派”,其余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有一天,我一出校门就碰见杨瑞华同志。

“到哪儿去,我正要找你。”他劈头就说。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吕金被捕了,陈同志要你赶快离开这儿。”

“好,我回去搬我的行李。”

“行李不必要了,收收书籍和信件,立刻眼我走。”

一个学期没有终了,我的学校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这时,“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经随着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改编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由北李昌领导,主要在华北一带活动。在苏区的青年团,则改为“青年救国会”,由冯文彬领导。全国性的青年运动,依然由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任弼时指挥。以后,我们参加到“上海各界人民救国联合会”中去。当时我的任务是由组织派到“职救”(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和一个叫何惧的同志在一起工作。何惧是一个生得又高大又漂亮的小伙子,年纪比我大七八岁,整天爱谈女人,上海的么二、长三堂子,他头头是道、了如指掌,可以如数家珍一样的背出来;我们除了为“职救”保管一些主要文件外,空余的时间很多,我就随他东西乱窜,追逐女人,胡调一阵。他颇有神通,常常到处去抓一笔钱来。我有次讥笑他说:“像你这样真是最幸福不过的了,读左倾书籍,干革命职业,过右倾生活,既进步,又浪漫,又舒服。”他听了也哈哈大笑。

时局一天天紧张,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对的侵略,情绪一天天高涨,正当这个时候,华北又发生一连串的事件,六月间签订了“何梅协定”,十一月间相继出现了“冀东”,“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青年学生在爱国的热情下,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旬日之间,像野火燎原似的,震动全国,这个爱国运动完全是学生自发的,纯洁可敬的,人后来混在学生队伍里利用学生的反日情绪,逐步转变成一个反政府的运动。党不断向学生宣传,政府是一个卖国的亲日派的政府,把学生的情绪从仇恨日本人转变成仇恨政府。党的指示要把学生的爱国运动“提高一步”,听谓“提高一步”就是变质,他们开始以“抗日”的外衣,伪装同情学生,后来再制造一些“事件”,把学生逼得和他们走在一道。这时他们把学生的组织也逐渐军事化,秘密设立了总指挥部和组织了纠察队,用特务学生来监视和强制别的同学的行动。

北平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我们顿时忙碌起来,我被组织上派充临时的“交通”,和几个复旦的同学取得联系,但是严禁我参加学生的任何公开活动。一般的学生一听到“抗日救国”和游行罢课都很起劲,事实上幕后玩的什么把戏,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只有政府当局看到我们那种游行示威计划的周密,指挥的灵活,沿途的交通网,游击式的分散和集合,心里是有几分数的。

党认为利用学生运动可以制造一个革命高潮,我们不仅利用学生爱国运动,甚至在一个学校中发生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如学生对某个教职员不满,某个学生受到学校当局的处分,伙食有时不洁等等问题,转瞬之间都会被利用,竭力把它扩大成一个政治事件。

正当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汹涌澎湃,红军的主力,到达了荒凉贫瘠的陕北。这时,国民党军队正步步进逼,包围圈愈缩愈小,在千钧一发之际,天外又飞来一颗救星,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共的策动下,发动了“西安事变”,全国的骚动又开始了。

共产党徒们,一切左倾份子们,都陷入歇斯得里亚的兴奋与疯狂。

“蒋介石被扣了,政府就要崩溃了,革命的全面胜利就要到来了。”他们都这样异口同声的说。

他们这时已经一个个以主宰者的姿态出现,如果这时谁对“西安事变”作一点比较冷静客观的分析,一定会立刻被目为“反动派”。

我的上级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的住址,我们的见面都是约好我在一个电车站或者桥头或者公园等待他,有时他临时闯到我的住处来找我。

“奇怪,奇怪,已经到手的一块肉了,怎么不宰了他,蒋介石又放了。”上级这天很颓丧的告诉我说。他觉得他个人的自尊心也颇受伤害,因为他对于政治的判断,一向是自认为根据党的路线的,这次居然落空了。起初他向我们自我解嘲,说这是张、杨的不可靠。几天以后,我们又为此特地举行了小组会,他又奉命向我解释:释放蒋介石是党坚决主张的,党一向反对这种劫持和军事叛变,这种军事叛变是机会主义,现在,“蒋介石已经向我们投降了。”

他是一个善辩的演说家,聪明的煽动者,他把自己过去的错误估计与党的政策作了自圆其说的解释,委婉动听,满座的怀疑者都哑口无言,鸦雀无声,我不知他们是否听懂了?还是认为,听取过上级的报告以后,我们的义务就算完了。

不过,我的上级对于党的政策把握不定,这里我也要为他提出解释的是,在当时党的中央一方面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一方面给我们的指示是:“不但丝毫不能减轻对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正相反,必须加倍努力,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国民党的统治”。党的中央又说,在国民党区域的一切扰乱,如罢工、罢课、暴动,任何破坏国民党政权的行动,“都是属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大意如此)这样,一个执行政策的干部,如何不感到迷惑,和发生张惶失措步调紊乱的现象?

深冬了,马路上穿梭一样的人群,有些人提着年货,拥挤在火车站,或码头上,准备回家过年去。也有些人面带愁容,紧张的在奔波。我这个流浪者和亡命者,这天晚上,也静静的站在黄浦滩头,少顷又徘徊在十字街口来回闲荡,想起我失去的爸妈,想起听说已经出了嫁的姐姐,我的温情主义发作了,我偷偷的流了几滴眼泪,又赶快把它收敛了。

家,对于我没有一点造化。我现在是属于革命,属于党的儿女。党,不就是我们的大家庭吗?归来时,我一路这样想,安慰我自己。

农历大除夕的前一天,上级又召我去谈话。

“你在上海熟面孔太多了,组织上决定派你到镇江去,这是你的旅费和介绍信,这封介绍信是解决你的职业的;组织关系,你到后自会有别的同志来找你。”

原来那是一间镇江的新办的“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我不能不佩服我的上级有办法,一个异地新办的图书馆他立刻就知道了,想到我是学过几天图书馆学的,也居然找到线索和介绍信,而且说是我一到马上就可以上任。以后我就藉着这个图书馆的身份,在镇江展开工作了。

其实,那时我的组织关系也是十分模糊的,我本来是团员,但团已停止活动了,说是改为“民族解放先锋队”,但我做的是救国会的工作,直接领导我的却又是党的干部。我到镇江的第三天,组织上派的姚锋同志来找我,他给我交代了两位同志联系,当天就回了上海。

镇江的两个新同志,一个叫李天民,是江苏省政府的一个小公务员,后来和我接触的机会较少。另一个叫汤小南,是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一个教员。他是一个冒险主义者,同时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也常爱如此责备别人。他常常带许多不相识的青年借我的图书馆开会,我稍加阻止,他就骂我是胆小的机会主义者。后来终于闯出乱子,被捕后立刻献出名单,被牵连者一共有十七人之多,我也在这次事件中被捕。我听说那个姓汤的在狱中大发神经,爹呀娘呀乱叫一通,把一切责任完全推在别人身上。我极度憎恶和鄙视他。岂知一年后,我们又在延安碰面,他早已先我而到,态度傲慢,而且怀疑这个,密告那个,我看了简直啼笑皆非。

镇江的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是由当时的江苏省主席陈果夫积极支持的,所以当“政治警察队”逮捕我的时候,他们是不愿声张的。这一天,一个便衣警探持来一张汤小南的字条,约我到他家里谈谈,我当时还不知道汤已被捕,随来人走出门后,另一个守在门外的警探就恶狠狠的紧贴在我身边,他们一左一右,就把我挟持到队部去。

“政治警察队”是一座中国式的庭院房子改造的,所占面积不大,进门的右侧就是一个小办公室,我在这里受到初步的审讯,然后被安置在一个临时拘留所中,我们这一间里面大约有二十七八个未决犯人,新犯人进门以后,照例被划出一块勉强可睡下的地方,但是夜间依然纠纷迭起,有时甲的腿侵到乙的地方,或者乙起身小便,不慎又踏在丙的身上;臭虫白天都大摇大摆的在我们面前爬过,午夜的时候,假使自己不能入眠,一手按下去总要有几十条小生命死亡在手掌心上,如果再把手提在鼻子上嗅一嗅,愈臭自己愈觉满意。没有带行李来的犯人,就钻在稻草堆里,或者把穿去的衣服紧紧裹住,不多几日,我们的衣服也全都变成灰黑色了。每天有两餐饭,每人配到一小碟青菜,逢星期日加两小片猪肉,送饭进来的时候,一并提来一桶开水,有些人在自己饮过后,就把碗浸在里面洗一洗,后来的就只好吃他们的洗碗水了。这种生活我们当时以为很苦,并且还要对统治者的苛待囚徒,表示愤恨;但是比起后来住过的中共监狱,已经是了。

我们在组织中间,平时早受过“应付被捕”的指示,也看过这样的小册子。比如关于供词一项,组织上就告诉我们,作供的时候,在关键的问题上绝对矢口否认,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则不妨装作坦白。凡是必须要牵涉到的人,根本说不认识他,在无法否认的时候,就尽量对这个人加以诽谤和攻击,说你完全看不起他。自然你就可以答复对这个人的情形不清楚了,或者,别人牵涉到你,你也可以否认了。

我前后一共被审讯过七次,他们拿出各种刑具恐吓我,那个审讯者是个高大的北方人,他生得满脸又粗又大的麻子,在屋内团团转,急得筋骨都快爆出来。

“妈的——”连珠炮似的巴掌打在我的面颊上,我用两手保护我的头部,继而他又把我推倒在地上,重重的踢了我两脚,我的伤疤直到一个月后才好。

我在狱中,时时感到我是光荣的,一个革命者能进一次监狱,不是很光荣吗?啊,我不是从此又多一次革命的光荣纪录吗?我想起那些听说过的革命家的故事,我愉快地微笑了,甚至对这肮脏的环境也并不讨厌,捉臭虫则当作一件乐事,十分有趣。我坚强地,忘记了什么叫害怕,党不是常常教育我“监狱是革命的学校,这是一种革命的考验”吗?

不过,当时我也有一种迷惑,“西安事变”后,不是说已经“国共合作”吗?不是说过蒋介石已经向我们“投降”吗?怎么我们还遭到逮捕呢?

半个月后,我被移到另一间狱室,比过去的“临时拘留所”整洁得多,每人还有一个床位,另外有满架的书如“唯生论”之类随我们自由阅读,这一优待后来知道是由于“政治警察队”经过多次审讯后,得不到供词。我们那个图书馆的馆长陈复生,这时就出面说情了,说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思想左烦的青年,“幼稚得很,看来不会是共产党”。这也就是他们最后对我的结论。

我在狱中又奉命写了一篇自传,接着他们又写了十六个思想问题,要我提出书面答复,把我的答复收了又改,然后再叫我抄上去,看来他们是存心放我了。

“政府为了表示宽大,已经决定对你们不再追究,你们这些受共产党欺骗的青年,你们怎能怪政府不抗日,政府天天在埋头准备呀,以后你好好地,在政府的领导下……。”那个年轻的政治人员,对我作了一次最后的训导,然后他告诉我说:“现在,你可以取保释放了。”

同监的其它难友,都对我表示羡慕,人家都在为我高兴,也有人以怀疑的眼色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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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出“政治警察队”,觉得阳光那么可爱,空气那么新鲜,两只脚像登云驾雾似的轻松,飘飘然走到大街上,一看红红绿绿的标语,才知道这天正是中国的“禁烟节”——六月三日,我一共在狱里住了一个月零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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