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

他是美国人却加入中共 差点跟王光美结合 因此却几乎把牢底坐穿

作者: 林辉

据李敦白回忆,早在1946年夏天他前往前,就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遇到了刚刚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的,当时的她年方24岁,是时任军调部首席代表叶剑英的英文秘书。李敦白到延安没多久,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王光美也随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撤回了延安。同样来自美国的马海德大夫和他的中国妻子苏菲,试图撮合二人,但二人在相约下馆子各请吃了一顿回锅肉后,觉得还是当普通朋友好。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这样一批外国人:在本国因不满现实,同时受马列思想所炮制的幻境蛊惑,加入了共产党,其后,又怀着憧憬,或是前往苏联,或是来到了,为共产党革命不遗余力的宣传。他们中有成为共产党座上宾的,如美国记者斯特朗、斯诺;有曾经大红大紫,与中共诸多领导人均有交集,但又被中共怀疑关进监狱的,如本篇的主人公、李敦白。

可叹的是,这些外国人在看到中共中他们曾熟悉的领导人一个个在中被打倒,甚至他们自身也遭遇了不幸后,他们虽有所批判,但很多还是没有看透共产党的本质,仍旧在国际社会帮助中共。李敦白也是其中一个。让我们随着李敦白的口述历史走进他过往的岁月。

参加美共前往中国

1921年出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一个中产家庭的李敦白,英文名字是Sichey Rittenberg,他的爷爷曾经是州议员,父亲是律师,还做过代理市长。外祖父是俄国人,曾参加过俄国革命。13岁时他因看到白人对黑人的不公平,萌生了找一个讲公道的地方的想法。

当时李敦白的外公常常在家中招待客人,其中就有共产党人,后来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开始给李敦白家送共产党方面的宣传资料,李敦白读了不少。中学毕业后,李敦白到北卡大学读书,并成为美共地下党的一员,参加了美共的一些活动,如宣传工作。

二战爆发后,美共坚决反战,认为那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但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美共改变了态度。在日本突袭美军珍珠港基地后,李敦白也报名参军,后到斯坦福大学受训,学习中文。受斯诺的《西行漫记》影响,当时受训班中的不少人左倾,对共产党有好感。

1945年,李敦白刚刚来到中国昆明,日本就投降了。在昆明,他联系上了中共地下党。地下党负责人建议他去延安,因为毛正在学英文,但没有好的英文老师。如果李敦白去,可以从事这一工作。他们还向他描述了延安的“美好”,让李敦白十分向往。而李敦白这个中文名字正是在此时由当地开明书店的给他起的,即在“李白”中间加一个意思为厚道善良的“敦”字。

不过,当时的李敦白已接到了退伍的命令,但经过申请,他暂时留在了中国,调到美国陆军总部工作。在上海,他通过中共内部关系,结识了时任宋庆龄秘书的廖梦醒,又由廖介绍认识了宋庆龄。宋庆龄是共产国际秘密党员。三个月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李敦白到联合国救济总署任视察员,监督救济物资的分发。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王震、周恩来等中共高官,并将从美国人那里得来的情报“美国支援国民党消灭东北地区的中共”的消息告诉了中共,这也成为其后来被延安接纳的主因。

国民党高级将领孙元良事后认定,正是潜伏的美国“共谍”李敦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手中窃取了机密情报,拯救了李先念被国军围困的部队”。

1946年,在周的介绍下,李敦白离开联合国,开始前往延安。在张家口时,在此驻扎的聂荣臻将其留下,让其为面向美国的英语口语广播做校对和润饰。在做了一段时间后,10月,李敦白被中共调到延安新华社工作。李敦白到了延安后,主动提出加入中共,很快得到了中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共同批准。不过,他没有像其他几个外国人那样,放弃美国国籍,可以说,他是中共少有的几个外籍党员。

延安结识王光美

据李敦白回忆,早在1946年夏天他前往延安前,就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遇到了刚刚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的王光美,当时的她年方24岁,是时任军调部中共首席代表叶剑英的英文秘书。

李敦白到延安没多久,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王光美也随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撤回了延安。同样来自美国的马海德大夫和他的中国妻子苏菲,试图撮合二人,但二人在相约下馆子各请吃了一顿回锅肉后,觉得还是当普通朋友好。

后来,王光美成了刘少奇的妻子,而与王光美吃回锅肉成为了李敦白文革时的罪状之一。

被下药坐了六年中共监狱

1949年2月下旬,李敦白接到直属上司、时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转达的由刘少奇签署的命令,让他与师哲(毛的政治秘书兼俄文翻译)一道前往刚刚被中共占领的北平,执行“特殊任务”。李敦白十分兴奋,认为自己很可能承担中共新政权与美国外交沟通的历史重任。

然而,李敦白被“骗”到了东柏坡的一个村子里,并被逮捕。有几个士兵还把他的衣服都扒了,有一个还扒开他的嘴检查。李敦白十分困惑,还哭了起来。随后,他被要求交代他的特务关系。但是审问了几个星期,李敦白也没交代出什么。

当时李敦白被关的屋子很小,一大半地方还被土炕占据,余下的空间只能走三四步,窗户也被木板钉死,整天黑乎乎的,晚上有一盏昏黄的小油灯。审问时充满了恐惧、威胁、恫吓。

据李敦白回忆,他当时思想上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他们搞错了,一会儿觉得是在考验自己,因为他新华社的朋友和熟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几乎都挨过整,有的神经衰弱,有的战战兢兢什么都怕。李敦白还对自己说,他们搞错了,自己也不能埋怨中共。在反复摇摆中,李敦白编造了个假自首,但被“识破”。苦闷紧张中,中共给了李敦白一些白色的小药片吃,不吃就灌。李敦白曾出现过幻觉,甚至窒息过。后来才知道,这种药的作用是刺激神经,让人紧张,睡不好觉。

在精神的痛苦折磨中,李敦白被带到了北京,关进了北京市第二监狱。这一关,就是六年多。

大概是1949年底或者1950年春,通过在牢房糊窗户的报纸上,心情糟糕的李敦白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精神上好了些,毕竟自己追求的理想好像得到了实现。从此,他开始看书、看报,让自己尽量忘却痛苦。也是在这次坐监中,他的第一任妻子魏琳与他离了婚。

多年之后,李敦白才得知,自己是被牵涉进苏联方面认定的知名左翼记者兼作家安娜‧路易士‧斯特朗的所谓“美国特务案”中去,中共迫于斯大林的持续压力,把他也关了起来。

斯大林死后,苏联党内出现变化,中共也将李敦白释放出狱,时间是1955年4月。此时的李敦白不知真的是否如他所写的那样,对中共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相信自己已经是“一名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标准的中共党人”了,尽管妻子离开了他,尽管视力因狱中所受的折磨而变的很差。

再坐近十年中共监狱

出狱后,李敦白到广播电台工作。不久,娶了第二任妻子王玉琳。但第一次坐监给他留下了恐慌后遗症。就是说不定在什么时候,突然就会出汗、心慌、紧张,十分恐惧。

1958年斯特朗到中国定居后,受到中共高层的优待。由于斯德朗将李敦白视作儿子,李敦白在政治舞台上也是如鱼得水,深得中共信任,还参加翻译毛选英译本的工作,而且具有“通天”的本事。毛曾请他和其他外国专家到中南海做客,毛的生日,李敦白夫妇也受邀参加。1966年“国庆”典礼上,毛还亲笔为他签名“红宝书”。一时风头无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那是他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

1966年文革爆发后,李敦白成为了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还在天安门广场演讲,甚至还曾成为三人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果真是“爬的高,摔的重”。1968年2月21日,李敦白再次被逮捕,关进秦城监狱,此时的他又成了“美国特务”,还被询问与王光美的关系,说他发展王光美加入了CIA,后来王光美发展了刘少奇等。

后来他听说,在他的逮捕令上,有周恩来等十三个中央领导人签名,正式的定性是“卷入王力、关锋、戚本禹反革命集团”。这或者与李敦白在“文革”初期表现激进,曾当上其所任职的广播事业局造反派的领导人,一度“红”透中国的经历有关。不过,李敦白本人则认为,他是因为不慎得罪了江青而失势的,虽然他一开始就衷心赞成“文革”中群众大民主的做法,并认定江青才是革命干劲的真正代表。

在这近十年坐监中,李敦白没有发疯,得益于他已不抱“考验”的幻想,得益于他做好了有一天出狱的准备,得益于他“活一天就活的有意思”的心态。看来,共产党的什么思想在这种环境下都是无用的。不过,在第二次坐牢期间,李敦白的恐慌综合症仍时时出现。

有意思的是,在李敦白呆在秦城监狱的最后一年,江青也进来了,就关在他监室的对门。他听到了她吵吵嚷嚷的声音,也知道自己会被放出去,但不知是什么时候。

获释回美国

1977年11月19日,李敦白终于获释出狱。五年后,中共部才发文,正式为其“特务”及“现行反革命活动”冤案“平反”。

出狱后,李敦白回到新华社工作,他发现自己所“捍卫”的“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比如人们开始越来越“向钱看”,比如报纸上不再讨论“姓社姓资”问题。于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不满意的他决定回美国。当时,李敦白还差半年就满60岁。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李敦白承认,看来邓小平大致上还是对的。1981年,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来华采访时,担任翻译的李敦白帮助华莱士解决了中国人要钱的问题,华莱士则利用他在美国的影响力,为白手起家的李敦白提供了不少新的机会。

后来,李敦白在美国开咨询公司,与美国上层社会,如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基辛格等皆有关联,其目地就是帮助中共发展经济。中共高官如王震、李先念等去美国时,李敦白都参加欢迎仪式,甚至亲自陪同。他还从旁牵线搭桥,让华莱士采访到了邓小平。

家人受到的影响

李敦白有四个孩子,一男三女。他的儿子李晓明在《“间谍”父亲影响我人生》中记述自己5岁就随母亲接受劳动改造,从有记忆起,就生活在“父亲是个美国间谍”的阴影之下。

在和母亲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时,李晓明对于“烧砖”有着深刻的记忆:“除了下地干活,那里的人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烧砖。砖窑建在一个小土坡上,有的人背砖,有的人用独轮车推砖。我妈妈一次需要背40块砖,我就帮着其他人推车。”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李晓明又被分配去养猪。每天清晨5点,他都会去食堂把头一天的剩饭用桶拎到猪圈,给猪喂食。因为是“美国特务”的孩子,从小李晓明就被同龄的孩子排斥。即使是在干校,其他孩子也不愿和李晓明“同流合污”。

1973年,在干校生活了一年半之后,李晓明离开了依然留在干校接受改造的母亲,回到北京,进入育民小学读一年级,由姥姥照顾他和他三个姐姐的生活。他们住在广播局狭小的宿舍里。

在小学念书时,每逢学校有毛讲话的广播,他都会被要求离开教室。原因是:他没有资格听毛的讲话。于是,无论春夏秋冬,操场上都会出现李晓明的身影。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不生气,也不离开。对于这样不公正的事情,李晓明早已习惯,甚至于别的孩子欺负他,他也不还手。那时,他“特别地恨,恨自己的另一半血统是美国。”从别人的议论中,李晓明对父亲的最初印象就是“美国特务,被抓起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

李敦白出狱后,家里的生活品质明显改善。在友谊宾馆,李敦白全家分别住在三套公寓里。“爸爸妈妈住一套,我和姥姥住一套,姐姐们住一套。”也就是从这时起,李晓明才开始从姐姐们的口里得知,家里曾经的生活是多么优越。

后来,15岁的李晓明去美国读高中,上大学后学习电影制作,毕业后从事广告摄影工作。在他的眼中,父亲“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结语

2012年5月,一部专访李敦白、讲述他的中国经历的纪录片《革命者》,在美国上映,吸引了很多关注中国的观众前往观看。影片最后似乎暗示,主人公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了后悔。然而,事实是,李敦白并没有后悔。如果李敦白真的全面了解中共带给中国人的苦难,看看《九评》,了解中共活摘学员器官的恶行以及更多中共所干的恶事后,还要坚持说自己不后悔吗?

2017-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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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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